品三国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戏剧编排，小说演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三国，究竟应该是怎样的面目呢？

所谓“三国”，通常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共九十年这段历史。把这段历史称为“三国”，在名目上多多少少是有些问题。因为曹丕称帝，是在公元220年；刘备称帝，是在公元221年；孙权称帝，是在公元222年。这个时候，魏、蜀、吴三国，才算是正儿八经地建立起来了。按理说，三国史，应该从这时开始，到三家归晋止，那才是名正言顺的“三国”。但是，纵览古今，几乎没有这么讲的。这么讲，曹操、关羽、周瑜，还有鲁肃等等，就都不能出场了。青梅煮酒、三顾茅庐、赤壁之战、败走麦城这些故事，也都讲不成了。能行吗？

实际上，无论是正史（比如《三国志》），还是小说（比如《三国演义》），差不多都会从董卓之乱甚至更早一些说起。这才真正是历史的态度。因为曹、刘、孙这三大势力或三大集团，是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早在他们建国之前就已基本形成。看历史，必须历史地看。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只看“名”，不看“实”，咬文嚼字，死抠字眼，那不叫“严谨”，只能叫“钻牛角尖”。

那么，这九十年间是个什么世道呢？

也就两个字：乱世。展开来说，就是烽火连天，饿殍遍野，战事频仍，民不聊生。或者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然而，乱世出英雄。越是沧海横流，越能显出英雄本色。因此，这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充满阳刚之气、既有英雄气概又有浪漫情怀的时代。不知多少风流人物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知多少盖世英雄在这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正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列举这些熟悉的姓名，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雄才大略的曹操，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英武潇洒的周瑜，坚忍不拔的刘备，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也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因为他们都想把分裂变成统一，把乱世变成治世，求得社会的和谐、天下的太平。当然，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个历史使命应该由他们自己，或者说由他们那个集团来承担，决不肯拱手让给他人。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摩擦，有战争，甚至你死我活杀气腾腾，结果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说起来真是让人感叹不已，悲喜交加！

这在当时，大约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历史，也只能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前进。一方面，是战争只能用战争来结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结束战争，人民必须先饱受战争的苦难。因此，当我们赞美和欣赏那些乱世英雄的时候，不要忘记那时人民所承受的痛苦。

逐鹿中原的结果是一家独大，龙争虎斗的结果是天下一统。这就是西晋。西晋的情况其实更加不堪，这里先不说它，且说三国。三国的一个特点是时间短。魏、蜀、吴三国的存在，不过半个多世纪；加上“前三国”时期，也不过九十年。这样短暂的时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真不过“弹指一挥间”。人们甚至来不及认真反思和细细品味，眼睛一眨，就已老母鸡变鸭。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民间修史则难免见仁见智，或者偏听偏信。因此，魏、蜀、吴三国刚一灭亡，史书的记载就众说纷纭，学者的见解也莫衷一是。比如诸葛亮的出山，就有“三顾茅庐”和“登门自荐”两种说法；而赤壁那场大火，也有黄盖诈降纵火和曹操烧船自退两种记载。三国，是一段精彩纷呈又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三国历史的戏剧性使它成为文学艺术家垂青的对象。在民间，它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知道刘备的，肯定比知道刘秀的多；知道曹操的，也肯定要超过知道王莽的。这不能不归功于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影响。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是超过史学著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又是需要想象和虚构的。充满想象和虚构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史为据，为线索、为题材，虚虚实实，半真半假，更为这段原本就扑朔迷离的历史平添了许多暧昧。

就说周瑜。

提起这位江东名将，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三气周瑜”的故事，是“既生瑜，何生亮”，以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等等。可惜那是小说，不是历史。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曾气过周瑜。就算气过，怕也气不死。为什么呢？因为周瑜的气量是很大的。《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性度恢廓”，也就是性情开朗，气度宽宏。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刘备说他“器量广大”，蒋干说他“雅量高致”。顺便说一句，蒋干这个人，也是被冤枉了的。他是到过周营，但那是赤壁之战一年以后，当然没有上当受骗盗什么书。蒋干的脸上也没有白鼻子，反倒是个帅哥。《江表传》的说法是，“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看来是个才貌双全的漂亮人物。

周瑜也一样，也是一个漂亮至极的英雄。他的“帅”，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三国志》说他“长壮有姿貌”，还说“吴中皆呼为周郎”。郎，就是青年男子。呼人为郎，带有赞美的意思。所以，“周郎”就是“周帅哥”。同时被呼为“孙郎”的孙策，则是“孙帅哥”。当然，一个人的“帅”，不仅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气质。周瑜恰恰是一个气质高贵、气度恢弘的人。他人品好，修养高，会打仗，懂艺术，尤其精通音乐。即便酒过三巡，醺醺然之中，也能听出乐队的演奏是否准确。如果不准，他就会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说法是“曲有误，周郎顾”。因此，我甚至怀疑他指挥军队也像指挥乐队，能把战争变成艺术，把仗打得十分漂亮，就像艺术品一样。

周瑜的仗打得确实漂亮。赤壁之战中，他是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羽扇，就是羽毛做的扇子。纶巾，就是青丝做的头巾。羽扇纶巾在当时是儒雅的象征。本来，贵族和官员是应该戴冠的。高高的冠，宽宽的衣，峨冠博带，即所谓“汉官威仪”。但是到了东汉末年，不戴冠而戴巾，却成为名士的时髦。如果身为将帅而羽扇纶巾，那就是儒将风采了。于是我们就不难想象出当时的场景：曹操的军队列阵于长江，战舰相连，军旗猎猎，江东之人，魂飞魄散，胆战心惊。然而周瑜却安之若素，从容不迫。他戴纶巾，摇羽扇，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终于克敌制胜，以少胜多。这真是何等的惊心动魄！这个时候的周瑜，真可谓少年英雄，意气风发，光彩照人！

当然，战争不是艺术，不可能那么潇洒，那么儒雅，那么风流倜傥，更不可能谈笑风生之间，不可一世的“强虏”就“灰飞烟灭”了。这个时候的周瑜，迎娶小乔已经十年，也并非“小乔初嫁了”。苏东坡那么说，无非是要着力刻画周瑜的英雄形象罢了。文学作品是不能当作历史来看的，但要说历史上的周瑜英武儒雅，却大体不差。周瑜二十四岁就被孙策任命为“建威中郎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也就在这一年，孙策和周瑜分别迎娶桥公之女大桥和小桥[1]为妻，这就是苏东坡所谓“小乔初嫁了”。可见周瑜这个人，是官场、战场、情场，场场得意。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让人羡慕的吗？这样一个春风得意的人，怎么还会嫉妒别人，又怎么会因为嫉妒别人而被气死呢？我们嫉妒他还差不多。

没错，周瑜和刘备集团是有过明争暗斗，也曾经建议孙权软禁刘备、分化关张，这事我们以后还会说到。但那是其集团政治利益所使然，与心胸和气量无关。而且，周瑜忌惮的是刘、关、张，不是诸葛亮。老实说，那时周瑜还真没把诸葛亮当作头号劲敌，怎么会去暗算他？反倒是原本高风亮节的诸葛亮，却因为编造出来的“三气周瑜”，被写成了“奸刁险诈的小人”（胡适先生语），想想这真是何苦！

于是我们发现，历史距离我们，有时候竟是那样的遥远。

实际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面目，三种形象。一种是正史上记载的面目，我们称之为“历史形象”。这是史学家主张的样子。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历史有没有“真相”？有。能不能弄清楚？难。至少，弄清楚三国的历史真相，很难。因为我们已经找不到当时的原始档案，也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亲口问一问。就算能问，他们也未必肯说实话。这就只能依靠历史上的记载，而且主要是“正史”。但即便是“正史”，也有靠不住的地方、靠不住的时候。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就多次提到《三国志》、《后汉书》等等记载未必可靠。何况刘备的那个蜀汉，还没有官修史书。《三国志》中的有关记载，竟是“耳闻目见”加“道听途说”。这样一来，我们又只能寄希望于历史学家的考证。然而历史学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汉政权“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认为是污蔑不实之词，谓之“厚诬诸葛”。这可真是越来越说不清。因此，我们只能把“历史形象”定位为史书上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主张的形象。而且还得说清楚，即便这个形象，也并非只有一种，也是有争议的。

第二种是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和戏剧中的面目，我们称之为“文学形象”。这是文学家艺术家主张的样子，比如《三国演义》和各种“三国戏”。

还有一种是老百姓主张的样子，是一般民众心中的面目，我们称之为“民间形象”，比如各种民间传说和民间习俗、民间信仰，也包括我们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也都有一个历史人物形象的。因此，一部历史剧拍出来，总会有观众议论“像不像”的问题。其实，这些历史人物，谁都没有见过，却可以议论“像不像”，可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

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形成，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大体上是越到后代，就越不靠谱，主观臆想和个人好恶的成分就越多。当然，有了科学的历史观以后，又另当别论。但我们前面说过，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是超过史学著作的。街头巷尾的口口相传，其力量同样不可小看。民间人士不是历史学家，不需要“治学严谨”，也不必对谁负责，自然“想唱就唱”。这原本也没什么。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样，一种形象，如果说的人多了，就有可能从“假象”变成“真相”。

就说诸葛亮。

诸葛亮这个人，至少从晋代开始，就是许多人追捧的对象，可谓魅力四射，粉丝如云。当时有一位郭冲先生，大约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感觉大家对诸葛亮的崇拜还不够，于是“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其中第三件事就是空城计。这五件事，都被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驳回。驳空城计的证据是：诸葛亮屯兵阳平的时候，司马懿官居荆州都督，驻节宛城，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阳平战场，哪来的什么空城计？

不过这个故事实在太好听了，于是《三国演义》便大讲特讲，三国戏也大演特演，所谓“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历来就是久演不衰的折子戏。但这个故事不是事实，也不合逻辑。第一，司马懿不敢进攻，无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队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太远，那么，派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二十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总之是敌众我寡。那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注时，就断定郭冲所言不实。裴松之说：“就如冲言，宣帝（司马懿）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所以，空城计是靠不住的。其他如火烧新野、草船借箭，也都是无中生有。火烧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是刘备所放（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没听说有诸葛亮什么事。火烧赤壁也是有的，但那是周瑜部将黄盖的主意和功劳，也没诸葛亮什么事。借东风就更可笑。诸葛亮“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登坛祭风，简直就是装神弄鬼，所以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里说的“妖”，不是妖精或妖怪，是“妖人”，即巫师或神汉一类。

诸葛亮当然不是“妖人”。不但不是“妖人”，还是“帅哥”。陈寿的《上〈诸葛亮集〉表》说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汉代的八尺，相当于现在的五尺五寸，也就是一米八四。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年龄则是二十六岁。二十六岁的年龄，一米八四的个子，而且“容貌甚伟”，大家可以想想是什么形象。至少，不可能是一身道袍，一脸长须的。羽扇纶巾大概是事实，因为那是当时的时尚，也就不是诸葛亮的专利。所谓“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说的是周瑜，不是诸葛亮。就算有“借东风”这事，也该是周瑜去“借”（民间传说便有说周瑜借东风的），要不然杜牧怎么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其实诸葛亮在赤壁之战期间的主要功绩，是促成了孙刘的联盟；他对刘备集团的主要贡献，则是确立了联吴抗曹、三分天下的政治策略，并身体力行。实际上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成就是有争议的，他的军事才能也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玄乎。历史学家缪钺先生就曾在《三国志选》的“前言”中指出：“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譬如对于孟获的七擒七纵，是不合情理的，所谓‘南人不复反’，也是不合事实的。”诸葛亮也不像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说的那样迭出险招。爱出险招的是郭嘉。而诸葛亮的特点，无论是史家的评论，还是他的自我评论，都是“谨慎”。陈寿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就是说，诸葛亮是萧何，不是张良和韩信。

但是，到了《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就集萧何、张良和韩信于一身，不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且神机妙算未卜先知。任何人，只要按照他的“锦囊妙计”行事，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刘备集团的大将如关羽、张飞、赵云辈，有如他手中的提线木偶，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这当然不是事实，但有原因。什么原因呢？我们以后再说。

其实，“锦囊妙计”的故事是有的，可惜是发生在曹操身上。这事记载在《三国志·张辽传》里，时间则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我们以后再说。“空城计”的故事大约也是有的，曹操、文聘、赵云可能都使过。不过这事有争议，我们也只好以后再说。但是，即便没有争议，大家也不会讲，因为民间不喜欢曹操。

民间对于三国，也是很关注的，其热情决不亚于史学家。我们知道，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红楼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高，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也就是说，老百姓喜欢的还是《三国》和《水浒》。事实上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红楼》，而是《三国》和《水浒》。比如屠宰业奉张飞为祖师爷，编织业奉刘备为祖师爷，强盗奉宋江为祖师爷，小偷奉时迁为祖师爷，没听说过哪个行业奉《红楼梦》人物比如贾宝玉、王熙凤为祖师爷的。所以，三国人物的民间形象，也很值得研究。

就说关羽。

关羽确实有令人崇敬之处，那就是特重情义。他被曹操俘虏后，曹操对他“礼之甚厚”，关羽自己也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但他仍然不肯背叛刘备，最后的选择是“立效以报曹公乃去”。结果曹操对他更为敬重（曹公义之），竟然任其重返敌营（奔先主于袁军）。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关羽固然是义薄云天，曹操也堪称侠肝义胆，至少是尊重侠肝义胆的。可惜人们都只记住了关羽的“情”，忘记了曹操的“义”，这不公平。

民间崇拜关羽虽然有道理，但有些信仰和习俗也很奇怪。比方说剃头匠奉关羽为祖师爷，就匪夷所思。关羽并没有当过剃头匠呀！再说东汉时也不剃头。想来想去，也就是他们手上都有一把刀。不过关老爷手上的刀是杀头的，不是剃头的。清代有一剃头铺门前挂一对联云：“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倒很像关羽的口气。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把关羽当作财神。关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当战神还有道理，怎么会是财神呢？这当然也有道理，我们也以后再说。不过，我看总有一天，关羽会变成爱神，供奉到婚姻介绍所去，因为他对爱情的追求是很执着的。据《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和《华阳国志》，关羽曾经爱上了一个女人，一再向曹操表示要娶其为妻。这话说多了以后，曹操便“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一看，果然国色天香，结果“因自留之”，害得关羽很是郁闷（羽心不自安）。此事如果属实，曹操就太不地道了。

现在我们知道，三国这段历史，其实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

首先还是要弄清楚“历史形象”，这就要读正史，比如《三国志》。《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陈寿是四川南充人，他在西晋统一后五年（公元285年）就完成了《三国志》，时间隔得不久，治学态度又严谨，比较靠得住。不过，正因为陈寿治学态度严谨，许多当时的材料都弃而不用，《三国志》就比较简略。于是又有裴松之的注。裴松之是山西闻喜县人，生活在南朝刘宋时代。他作注的时候，距离陈寿完成《三国志》大约一百三十年。裴注的特点，是补充了大量材料，包括陈寿舍弃的和陈寿没见到的，并加以辨析。无法考证和辨析的就存而不论。可见裴松之的治学态度也是很严谨的，所以裴注也比较靠得住。所谓“正说”，依据就是这两个：陈寿的“志”，裴松之的“注”。其他的史书，当然也可以参考，但如果发生冲突，那就还是“先入为主”，以“寿志裴注”为据的好。

不过，“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也并非就没有意义或没有道理。事实上，很多人是把三国尤其是《三国演义》当教科书来看的。正如孙犁先生所说：“谋士以其为智囊，将帅视之为战策”，清代统治者还把《三国演义》作为“内部文件”发给亲贵。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也谈到好几起后人学“空城计”的事实，甚至认为“空城计”是“不欺售欺”的典型范例。钱先生说：“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毛宗岗父子的批语（简称毛批）也很有道理：“唯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亦唯小心人能做大胆事。……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日，必不敢大胆于一时。仲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正为信其小心于平日耳。”不过魏禧的说法更有意思：“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可见即便是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甚至即便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也能给人教益。因为一种形象能够形成，能够流传，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道理讲出来。

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要“还原”，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二是要“比较”，就是看看这三种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变成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我们希望通过这三项工作，来为大家品读三国。

这当然并不容易。

其实，正如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也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历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个人意见”。任何人讲历史，都不可能不涉及这三种意见。毕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再辉煌的事件和人物，都可能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任人评说。张昇的词说：“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其实“尽入渔樵闲话”的，又岂止是“六朝兴废事”？那是可以包括一切历史的。正所谓“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接下来，我们将笑谈三分，品读三国。那么，从何说起呢？我想，还是从那个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最复杂，分歧最多，争论最大的人说起，就让他引领我们走进那段原本就很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吧！

[1]经核查，“大乔小乔”是宋代人苏东坡说的，而晋人陈寿《三国志·周瑜传》中桥工的两个女儿，的确写作“大桥小桥”。古人写作没有今人规范，所以陈寿没有错，苏东坡也算不得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