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的毁灭

唐因

周梅森君将他近三年所写的四部中篇小说结集印行，自谦为习作。这或许是他从事较有份量的文学创作的第一步，然而是坚实的一步。

弱水三千，人大抵只能取一瓢饮。人间如此广大，世态又如此纷纭，文学者何能将自己的视野遍于一切，但却必须有自己独异、明澈的广角镜。作者生于煤矿之乡，少年半工半读时，即入地层采掘，以至于成长。煤乡生活的熏陶浸润，使他得以熟知周遭各色人等和诸种世相，而又敏于感应，善于体察，勤于深思，所获渐丰，进入文学，也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这正是他的作品所显示的。本集中的两篇：《沉沦的土地》和《庄严的毁灭》，所写是早年的事情，非作者所亲历，而是他阅历人间，身经自己年代的动荡坎坷之后，探寻生活脉络，沉思历史底蕴的结果。历史的描绘，和他在生活中所感受，所呼吸，所沉浸者不可分。因此，其中人物的肺腑肝胆，各种社会力量的交错拚搏，才不是凭空的设想，而分明呈现着活生生的血和肉，为读者展示了过去所少见的煤乡真实的历史图画。读者可以从这大地的一角，见到生活的长河怎样怒涛汹涌，血泪滔滔而又气势浩浩地前行。这显示了作者的文学现实主义已非轻浅的功力。

将速写的材料拉成小说，或将短篇的材料拉成鸿文，现在已经时有所见了，据说这是文学家才华之所在。读者不敏，却也不敢苟同。周君不屑于为此，而是力求将获得的材料加以浓炼，这种艺术的志趣和追求，是可贵的，而且确也可以看出他有熔裁的本领。

生活的积累，历史的探求，在文学中自然都应铸入人物的雕塑。这雕塑又必须自然而传神，并力透其灵魂的深层次。梅森君显然为此而付出了辛勤。只准从各类人物在教科书上的定义出发，依据若干概念，以“净化”之法，剪贴出如人体标本一样的“人物”，是过去多年中文学的不幸。纸糊的角色只能使文学失去自己。本集中出现的许多人物，其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固然不尽相同，并且也有明显的弱笔和败笔，然而却各有独特的音容笑貌和生活的涵义。这独特之处，又并非出自琐屑的个人欲望或偶然的外在表象，而是历史、生活之流所形成，所凝聚的。因而，这独特的人物在他同各种社会关系的纽结、颉颃、搏斗或协调中，就显示出生活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矛盾和历史前进的步伐。作品中出现的各个剥削者和劳动者的面貌迥异，他们脉管中各自流动着本阶级色彩分明的血液，然而又有各自相异的生活逻辑和人生境界。即如对于煤矿工人的描写，作者就完全超越了那种空泛的“工人阶级力量大”和工人应具某几点特色的观念图解，而致力于探索早先破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成为窑工以后，怎样牢牢地被缚于原有的狭隘观念和落后习惯，并因此而一时不能成为自觉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只有在血和火的严酷的锻炼和教训中，才能摆脱过去，有所成长，才能顶天立地。就在写解放后煤矿一段历史的《荒郊的凭吊》中，这种进程还在延续，并且仍很深刻。这是在别的作品中不常见，而却是颇能启迪于读者的。

通常所说文学对于历史的概括和对于生活的剖析，都出发并归结于人物的塑造，无此则一切难有依托。虽然近年来有种种议论，对此持轻忽或排斥态度，据说乃是一种时代的创新。其实这不过是不求甚解或者贪图省事者的主张，似为识者所不取。倘被目为陈腐，那末，且看实践的验证罢。

文学者的眼界和境界，或高山极目，或谷底窥天，往往很不栩同。一己的悲欢，身边的琐事，固然也可写入作品，倘能越出窄小的视角，也可能是有价值的艺术品；然而也常见囿于褊狭的境界而一时不能自拔的。初执笔的年轻的作者，有时不免如此。例如，狂热受骗，家庭横祸，插队艰辛，情场变故，升学就业之难，世态炎凉之叹，其中固然也有较为深厚的作品，但是不少却只是一己身世的申诉，境界不出自身的否泰顺逆，有时仿佛天下伤痛，萃于一身，悲哀之至，而民间疾苦，社会前途，民族命运，仿佛和自己不大相关，因而也无暇涉及了。这样，在文学上恐怕也难卓有所成。这集子中的作品则有别一样境界。作者放眼于万家忧乐，瞩目于生活行程，眼界既宽，心胸亦广，这就使作品有某种历史的深度，远非单纯的自我的抒发可比。作者似乎也不屑于以缠绵不休的卿卿我我之类，来装点自己的作品，以娱读者的目睛，邀取轻易的赞赏。在当今某些轻飘飘、软绵绵的作品之前，周君的小说自有其独具的风貌。

动人的花卉必饱含生命的液汁，坚实的文学必充盈人世的挚情。梅森君的作品所揭示，大多是人民的苦难，命运的艰辛，他们在贫困、愚昧中作殊死搏斗，以至于新生，而流动于笔端的，则是作者对于大地的深情。在《荒郊的凭吊》的最后，作者写道：

“我们矿工象煤一样，深沉，炽热，我们并不把显赫写在脸上。我们一辈子拚命流血，把最美好的几十年光阴埋在地下，我们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正因为有了我们的牺牲，人间才有热，有能，有光明。我们不象其它职业的人们，造一座桥，建一幢楼，让人们永远怀念。我们也许什么都不会留下，可后人照样会记住我们，缅怀我们，用煤的时代不结束，任何历史都将记下我们光荣而伟大的创造。”

这是矿乡之子的心声。大夜弥天之时，虎狼啸嗥之际，黑暗似乎将要吞噬一切，然而苦难深重、钢筋铁骨的劳动者永远是民族的脊梁，是他们在创造历史，生活必将在他们手中涤除层层血污，出现光华灿烂。一切顾影自怜，遁世伤怀者，一切以流俗为雅致，拿肉麻当有趣者，在时代激荡的风云之前，都将黯然失色了。文学似也如此。

生活严峻，历史教训严酷。作者似乎深感于此，因而他的笔触颇为冷峻。这样的笔，在穿刺生活的脓疮，鞭挞鬼魅的恶行，解剖生活的内层时，是颇为犀利的。然而冷峭过甚，则使人感到有失于阴冷的地方。作者自然也写出，无声处有动地惊雷，万家墨面时有地火运行，人间希望不灭，劳动者的斗争是热和力的源泉。然而在描写他们的不幸时，却往往悲悯过甚，似乎较少有对于生活中新生美好事物的敏锐感应和热情奔放的讴歌。文学自然不应涂以廉价的光明，但是必应有美好灵魂和理想的烛照。无理想即无文学。这美的境界是出于现实的，然而又是充满着希望与追求的，因而也才有鼓舞的力量。当然，这又必须渗透于对生活的描写，不能仅仅求助于文中作者的议论或抒情。

十年浩劫中盛行的假大空之类，当然必须摈除。但是近年来某些作品中，生活的理想之光有时却显得黯淡，事业的壮丽，人民的豪情，有时也日见其消融，甚至还出现了对于生活的种种冷嘲，而自诩为新时代的文学。这未必是文学之幸。创作的途径，人各有异，但是对于生活的真实的追求，其精神却应当是相近的。在这方面，读者将有望于周君。

一九八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