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社会

第一节 社会的基本问题

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鲁滨孙漂流记》中描述了一个叫鲁滨孙的航海冒险家因航海失事后在一个荒岛上独自生活二十多年的故事。在荒岛上，鲁滨孙每天需要考虑花多少时间用来种植、多少时间用来打猎、多少时间用来捕鱼等时间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源配置问题。鲁滨孙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时面临的问题：我们的资源有限、时间有限，如何选择生产（或购买）不同的产品，使得我们能从经济活动中获得最大的满足？

对于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家已经进行了非常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如果资源在每一种用途上面都具有随着资源使用量的增加而产生的边际回报下降的性质，那么，最优的资源配置必须满足最后一单位资源无论用在哪一种用途上都产生相同的收益，即资源在每一种用途上的边际贡献都须相等。这一结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是等边际原理。

但我们绝大部分人不是像鲁滨孙一样生活在孤岛上，而是生活在群体中，每个人的选择不仅受到资源的约束，也受到其他人选择的约束。如果说对于个体来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那么，对于社会来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什么是一个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

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需要搞清楚何谓“社会”。我们几乎每天在用“社会”一词，比如，“当今社会”、“社会问题”、“黑社会”等。那么，什么是社会？

这似乎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触摸得到但又难以说清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下，“社会”一词的内涵有所差异。但其基本含义是指和个人或个体相对而言的群体。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将“社会”(society)定义为：以相互协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群同类个体。更一般地，我们可以把社会定义为个体之间具有互动行为（interaction）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群体。也就是说，一个人做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自己有什么选择，还需要考虑别人有什么选择。由于没有任何人的选择是给定的，每个人决策得到的结果都会受到别人决策的影响。群体的这种互动行为，决定了个体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意味着，一个人选择什么并不全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人的选择受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像善恶、是非、公平这样的观念只有在人作为社会成员时才有意义。我们的语言、举止、饮食、着装无一不表明，人类是社会动物。

以语言为例，在修我课程的学生中有一位同学没有及时交作业，助教问他什么原因，他向助教解释说，人品不好，感冒了。当助教向我转告时，我一下子没有明白：人品和感冒有什么关系？助教向我介绍说，“人品”一词在年轻人口中的含义是“运气”的意思，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品行”的意思。我向他了解为什么“人品”在年轻人当中会有这一含义，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这么说，他也跟着这么说。

大家做什么，自己也跟着做什么，不管其对错和原因，人的这种随波逐流现象在博弈论中叫做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人们不仅在语言上存在羊群效应，还在举止、衣着、饮食、投资等很多方面都存在类似的行为特点。羊群效应可以说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一种鲜明反映。

如上所述，社会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体。那么，一个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又是什么呢？

对于这一问题，读者或许有各自的认识，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传统上，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社会学家关注的是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问题，法学家关注的是个体如何承担责任和义务的问题。这些认识从某种角度来看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从人与人互动的角度来看，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协调（coordination）问题，第二个是合作（cooperation）问题。我这样归纳很大程度上受到著名社会理论家Jon Elster(1989a)的启发。他在The Cement of Society一书中界定了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的两个问题：行为的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和合作(cooperation)。相应地，他区别了两种社会无序：预测失败导致的无序和缺乏合作导致的无序。但他讲的预期失败常常与利益冲突有关。我用“协调”代替“预期”是想把没有利益冲突的协调问题与有利益冲突的合作问题区别开来。由于大量的现实问题经常是这两个问题综合在一起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致人们经常认为这是同一个问题。实际上，协调问题和合作问题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在理论上把二者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

1.1协调问题

什么是协调问题呢？下面，我们以交通为例来说明。这个例子可以说是纯粹的协调问题，不存在利益冲突。

考虑相向而行的两个人，每个人都有两种选择：靠右走或靠左走。如果选择不一致，如一个人选择靠右走，另一个人选择靠左走，不免会相撞；若选择一致，都靠右或是都靠左，则顺利通行，相安无事。

数字表示两个人做出选择后各自得到的回报：第一个数字代表行人甲的回报，第二个数字代表行人乙的回报。若两个人都选择靠左行（见矩阵左上角），或都选择靠右行（见矩阵右下角），结果将是顺利通过，我们记为每人都得到回报1；如果两个人选择不一致，甲选择靠左走，乙选择靠右走（见矩阵右上角）；或甲选择靠右走，乙选择靠左走（见矩阵左下角），则两人相撞，都有损失，故记为每人的回报为-1。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个表格假定了在每一种情况下，双方得到的回报都相等，即要么都是1，要么都是-1。这个假定有和现实不符之处，因为现实中两人相撞时，可能一方比另一方损失惨重，顺利通过时，也会有一方比另一方得到的收益更大的情况。但是，假定他们报酬都相等，以及行动一致情况下的报酬高于不一致情况下的报酬，我们可以很好地刻画出协调问题的实质：行动相互协调时，一荣俱荣；行动不协调时，一损俱损。

协调问题的核心是人们如何预测他人的行为。解决预测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比如，如果行人甲和乙出行的方式是步行，这样，他们相遇时，能够通过语言或手势来进行沟通，协调各自的行动。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为了做出正确的预测，当事人需要掌握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对行为规范的认识，对对方特性的认识，甚至还要掌握对方如何看待己方的认识等高阶知识高阶知识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简单说来，它描述的是人们对于其他人掌握信息情况的一种判断和认识。比如，在空城计中，“诸葛亮生平谨慎，不曾弄险”是司马懿所掌握的有关诸葛亮的信息，而诸葛亮知道司马懿掌握这一信息，诸葛亮的这一知识相对于司马懿的知识就是一种高阶知识。在我国，有入乡随俗之说。人们到陌生之地办事时，往往需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待人接物的习惯，以使自己的行为能够和当地人的行为相协调。这些有关习惯和社会规范方面的知识对于解决协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东北一些地区，酒桌上向他人敬酒，讲究先干为敬，即自己把自己酒杯中的酒喝光了为“敬”；而在河南，向他人端酒，让对方喝下去，自己不喝为“敬”。考虑一个东北人和一个河南人在一起喝酒，如何相互表达敬意？显然，这时就要看在什么地方喝酒了，然后根据入乡随俗的规则来解决这一协调问题。

对对方特性的认识也是解决协调问题非常需要的知识。在我们上述的交通的例子中，如果当事双方有一方是个盲人，另一方在了解这一特性之后，就会主动改变自己的选择以和盲人协调。新手开车，在后玻璃窗上标出“实习”二字，是提醒他人自己开车不熟练，也有助于协调。在许多情况下，协调意味着不同的人应该遵守不同的行为规则，此时，理解对方的特征就更为重要。古代中国的官员出行时鸣锣开道，就是为了传递出自己的身份特性，以让其他行人调整行动。

掌握有关对方如何看待己方的高阶知识也非常重要。以我们所考察的交通来说，甲选择走左边还是走右边，需要考虑乙认为甲会如何选择。如果甲认为乙会认为甲将选择左边，甲最好选择左边。如果乙预测甲会靠左行，但甲以为乙预测他靠右行，所以他还是靠右行，结果就会相撞。这就表明，协调问题不仅要求预期的一致性，还要求关于预期的预期也要一致。这实际上为正确预测他人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由于知识结构、信仰、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很难准确判断别人的企图，从而也很难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己方的判断。这时候，就会发生协调失灵。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不是源自利益的冲突，而是源自误解，也就是错误的预期。

一般来说，对于为做出正确的预测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知识，我们往往是所知甚少（too little knowledge），甚至是没有可以利用的知识，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比如，对于规则性知识，我们身处陌生之地时，就会发现我们很难全部掌握该地之风俗礼节。在和朋友的日常交往中，我们也常常发现自以为很熟悉的朋友会有惊讶之举。这表明有关朋友的全部特性，我们并没有完全掌握。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知道得太多（too much knowledge），以致超出我们大脑的加工和处理能力，使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导致我们不能形成正确预测的另外一种情形是，我们有时缺乏正确运用知识的能力（fail to use the knowledge）。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发现自己知道某些知识，但是在进行决策的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遗忘在内，我们没有正确地利用这些知识，以致事后追悔不已。

关于缺乏知识、太多知识和不能有效利用知识对预测的影响。

无论如何，沟通是有成本的。如果沟通成本很高，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又如何协调呢？如两个人都在开快车，且相遇地点是在一个拐弯处，没相遇之前，双方都无法观察到对方，等到快相遇时，沟通已来不及了。这种难以通过沟通来协调的情形在现实中其实很常见，毕竟沟通需要一些前提条件，要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如语言、思想、学识等方面的一致性，否则，将成为对牛弹琴，沟而不通。这里，由于考察的是一荣俱荣的协调问题，我们没有考虑当事人故意隐瞒信息，故意为沟通设置障碍的情况。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会在一些情况下装聋作哑、不懂装懂以阻碍交流。考察当事人在沟通交流过程中故意隐瞒信息的经济学文献被称为策略性信息传递，Crawford&Sobel(1982)曾对此做过开创性贡献。

就我们考察的交通问题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制定交通法规。比如，我们国家交通法规规定靠右行驶，还有如英国等一些国家规定靠左行驶。进一步，为什么法规可以解决协调问题呢？其实，法规以及正式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解决协调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帮助人们对别人的行为做出判断（预期）。比如说，当交通法规规定开车靠右行时，每个驾驶员都会预测其他驾驶员会靠右行，因为靠右行是每个人的最好选择。当然，许多情况下，预期的形成依赖于法规背后的权威因素。权威的存在意味着，当有人违反法规时，就会受到处罚。当预期到其他人都会服从权威、遵守法规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遵守法规就是最好的选择。但一旦法规失去了权威，就无法起到协调作用，因为那时人们将无法预期其他人将会如何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愿意接受权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更好地协调。乐队的指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实中，当某种紧急情况发生时（如交通严重堵塞），一个自告奋勇站出来发号施令的人也能得到大家的拥护，道理就在这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协调问题，就需要人们能够相互正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而要想做出正确的预测，需要沟通，需要恰当地掌握相关的知识，并能正确地加以运用；也需要一些明确的规则。沟通和规则都有协调预期的作用，二者的相对优势和相对重要性依具体问题而定。现实中，在有明确规则且规则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着规则来预测他人的行为。在规则不明确或规则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包括不同的人心目中有不同的规则），沟通就变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