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盛夏

罗仲夏在走进办公室前，照例摘下耳机，挂上工牌，准备好一脸资本主义微笑，打算在推门的瞬间和同事问好。

墨尔本的早晨通常是从一句“how are you”开始的，但没有人只回答一句“fine，thank you”，那样未免太过敷衍。最起码还要问候上几个来回，聊点今天的天气、当下的心情等等。虽然没太大意义，但能充分表示互相的关心，以示表面上关系融洽。

不过今天办公室里的氛围让她有些意外，几个人脑袋扎在一起低声讨论着什么，神秘的不得了。

罗仲夏从那群脑袋里挑出学姐，把她拉到一边问道：“这是怎么了？”

学姐小声用中文耳语：“教授要辞职，研究小组要解散了。”

“啊？”罗仲夏惊叫出声。

这一声把同事们纷纷拉回现实，做鸟兽状散去。看到她的人笑着打招呼：“罗你来啦？”然后该工作的工作，该喝咖啡的喝咖啡。

罗仲夏带着一脑袋疑问坐下，开机，输密码，双击点开桌面上没写完的报告，手指却在键盘上迟迟没敲下去。

她在想别的事：一个研究项目总有做完的时候，而且她作为办公室里唯一的合同工，心里清楚项目结束即失业。她是有心里准备的，只是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她研究生毕业后一直想找个合适的对口工作，无奈很难，就这么边投简历边打零工，虚度了大半年。学姐联系她的那天，她正在奶茶店兼职，听到电话声匆匆忙忙地脱下口罩和手套拿起手机，指尖还散发着糖浆的甜腻味道。

她穿过职工通道来到店面后面的一条小巷，旁边是大半个人高的厨余垃圾桶。电话里，学姐问她要不要加入教授的研究小组，现在正缺一个有专业功底又精通中文，可以随时和中方联系的人。

这真是个绝佳的机会，罗仲夏高兴之余有些担心能否胜任这个职位。她仔细想了想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自己从来不是班里最优秀的那个学生，平时成绩也马马虎虎。不过她最后一学期拼尽全力熬了一篇毕业论文，破天荒地得了一个HD。

在系里，她和学姐关系最好，学姐毕业后继续跟着教授读博。她安慰罗仲夏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学姐是这么说的：“这笔钱他不得不花。”

罗仲夏沉默了一会，没理解什么意思。

学姐掰开了揉碎了给她解释：“你想啊，研究项目申请下来一笔资金，那教授是不是要好好规划一下如何花这笔钱？花超了也就算了，万一剩下了，没花完，那下一个项目可就申请不下来这么多钱啦。”

原来如此。

虽然她在读的日子里进出这个学校无数次，对校园生活也算是了如指掌，但这个领域她还是头一回接触。

“这笔钱反正是要花出去的，这部分工作也要找人来做。比起找个外包人员来，还不如从自己的学生里找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好歹你也是这个专业的，又跟着他学习了两年，肯定比外人用起来要顺手。”

事情就这么定了，学姐敦促罗仲夏准备好简历和自荐信，不久后就收到了校方录用信。走马上任，她也算是堂堂大学员工了。

每天挂着工作人员的蓝色工作牌进进出出，坐在窗明几净的大落地玻璃办公室里，桌子上堆着小山包一样的文件，跟其他各色皮肤的同事一起面对电脑噼里啪啦。

看起来是光鲜亮丽没错，可是罗仲夏心里知道，这个位子，她坐得虚。且不说研究项目总有完成的那天，就说这办公室里，数她的学历最低。其他人不是博士在读就是博士毕业，有人在做讲师，有人拿的是铁饭碗正经编制，每个人都比她强百倍。

她只是大学里最底层的小职员—一个随时都有可能收拾东西回家的Level A，在她上面还有Level B， C， D， E 每一层之间都隔着海沟一般的差距，想从一个阶层跨到另一个阶层，哪怕再有真才实学也得脱层皮。而她这样一个临时工，是根本没有机会跨越阶层的。

中午午休，罗仲夏拽上学姐一起去吃饭。她们是办公室里仅有的两名中国人，平时在办公室不好用中文大声对话，免不了趁休息时间用中文酣畅淋漓地聊上一阵。她俩买好午餐，捡了一张干净的餐桌面对面坐下。

一落座，罗仲夏没顾得上吃，先问道：“教授要辞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

学姐也是一脸愁容：“你知道他那性格，一直跟院领导处不好关系。最近西澳大学要新成立个部门，给他投橄榄枝了。”

罗仲夏刚想问“那我们怎么办”，远远的看见Sam朝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Sam是新加坡人，皮肤黝黑，微胖，性取向男，嗜甜，每天都要来一杯奶茶。他最近刚刚混到讲师，意气风发的样子从二里地以外就能看到。

他捏着一杯奶茶走过来，没人邀请便自顾坐下，笑着说：“女士们好啊。”

学姐和他比较熟，打趣说：“一点都不好，快过不下去啦。”

“呦？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Sam操着不标准的粤语腔普通话。

她俩哭笑不得，也不知他的中文是好还是不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句话用的不是地方。

“教授要离职了你知道吗？”

“是有这么回事儿。”Sam点点头，并不惊讶。这件事儿说到底跟他关系不大，他已经博士毕业，又当上了讲师，去哪儿不能教书。

学姐说：“如果我是他我就不去西澳，未免也太偏了吧。何况他家俩孩子年纪还小，住墨尔本多方便啊。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教育方面，好了不是一星半点。”

罗仲夏也点头表示同意。她去过西澳，美是美，就是太荒，景点和景点间都隔着大半天的车程。

Sam风轻云淡地吸着奶茶底部的珍珠，说：“只要和家人在一起，哪儿不能住？如果西澳大学挖我过去，只要肯给更多钱，我立刻和我的小猫咪搬过去。”

他住在市中心的高层公寓，男伴经常换，不变的只有他和他的小猫咪。他把小猫咪当孩子一样养，平时照顾的极为精细。

他上班，猫上宠物幼儿园。说起猫，他眉飞色舞起来：“人搬起家来可不比猫，猫只要一进猫笼，提上就走啦。”

“该说不说，有孩子了就得沉稳一点，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学姐扭头冲罗仲夏说，“你看咱们办公室的Sarah，人家多成熟。”

Sarah也是讲师，澳洲本地人，和女性配偶共同育有一女。

罗仲夏对这个人不太熟，只是略有耳闻，小心翼翼地问道：“她们的孩子是领养的吗？”

学姐耸了耸肩：“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有可能是领养，也有可能是试管。”

对这个答案罗仲夏并不惊讶。在澳洲“家庭”的组成方式千奇百怪，一男一女可以是一家，三个女人可以是一家，一人一猫也可以是一家。大家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再怎么离经叛道，也不会有人来指责你的隐私。

Sam说：“人家和咱们不一样的啦。咱们只是些小鱼小虾，人家一门心思要当教授的。以后说不定哪天人家也搬去楼上坐独立办公室，不跟咱们一起挤多人间啦。”

他指了指楼上，那是教授们所在的楼层，视野高风景好，一望出去墨尔本市中心尽收眼底。

学姐指着自己鼻子问：“你要是小鱼小虾那我算什么？”

罗仲夏想接“那我岂不是海底的沙子”，动了动嘴没开口。

指针过了十二点半，Sam款款起身去备课，学姐去图书馆，罗仲夏一个人绕着餐厅外的小操场散步。阳光正好，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坐在草地上谈笑风生，脸上被阳光照的一丝阴影也无。那一张张快乐的脸庞像盛夏时节肆无忌惮生长的绿色植物，不知人间忧欢。

她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校园里大步流星地走，和朋友谈天说地，放假了就敞开了玩。毕业以后，她像一支离了弓的箭，飞速地，身不由己地进入了现实的世界，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成倍速离她越来越远。

她路过正在修葺的教学楼，其中一扇闪闪发光的玻璃上倒映出来她的面庞：一双清澈的棕色明眸，眉头微蹙，小麦色的皮肤被阳光晒久了泛出瓷器一般的光泽—她原本的肤色不是这样，只是被澳洲的烈日光顾太久晒黑了几个色号，以前的粉底都得扔掉重新买过。

她的脸上既有东方的清丽，又有西方的利落，像一朵开在不知名山丘上的野生栀子花，盛开得过于尽兴以至于花瓣微微泛黄，但掩不住馥郁的芬芳。唇边本来有两个酒窝，只是此刻被她的烦心事遮住了看不见。

签证上的有效期已经所剩不多了。

“要走还是要留？”这并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简答题。每一个在澳洲的华人都被这个问题牵扯着，困扰着，迷惘着归途何处。罗仲夏时常为此焦虑，这些年来她一个人求学，一个人找工作、续签，徘徊在异国街头。每每半夜醒来，都有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觉，恍然间记不得自己为何而留恋他乡。这是漂流在外的人们的通病，因为这道题本来就没有答案，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

从前和她一同出入校门的那批同学里，有人已经拿到了澳洲永久居留签证。澳洲华人习惯用“PR”（permanent resident）来做简称，拿到PR就等于拿到了澳洲“身份证”，放在美国就叫绿卡。

罗仲夏现在拿的是工作签，工作签过期之前如果没拿到PR就得打包回国。不回国也可以，想个法子续签来曲线救国，换取更多时间争取拿PR的机会。

最常见的方法是换一个学校继续读书，但对于罗仲夏来说是行不通的。留学生和本地学生坐在同样的教室，上着同样的课，学费却平白贵出好几倍。她读研已经花费了家里太多，绝不肯再伸手要钱。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结婚。只是她对以移民为目的的结婚尤为不齿，爱情若是不纯粹，那岂不真的变成一桩买卖？

她越想越没头绪，留澳这条路仿佛在阴影里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压根找不到出口。她散了会儿步仍觉得憋闷，于是从裤兜里摸出手机给徐晓凛发了条信息，约她今晚见面一吐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