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套装上下册）

基督山伯爵（上）

一

法國文學史上有兩位著名的仲馬：一位是本書和《三個火槍手》的作者大仲馬（1802—1870）。同歐仁·蘇一樣，大仲馬是十九世紀上半期法國浪漫主義文學潮流中另一個類型的傑出作家，他在當時報刊連載通俗小說的高潮中，用浪漫主義的精神和方法，創作了故事生動、情節曲折、處處引人入勝的長篇小說，把這種文學體裁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新境界。另一位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馬（1824—1895），他是法國戲劇由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過渡期間的重要作家；他是大仲馬的私生子，當他把小說《茶花女》改編成劇本首演成功時，曾電告其父：“就像當初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首演時獲得的成功一樣。”大仲馬回電道：“親愛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

這裡且說大仲馬。一八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大仲馬誕生於法國北部的維萊科特雷鎮。他的父親曾是拿破侖手下的陸軍少將，母親是科特雷鎮上一家旅館的老板的女兒。大仲馬才四歲，父親就離開了人間，因此他在幼年、少年以至青年時代始終生活在窮困之中。大仲馬的母親希望兒子能學得一技之長，節衣縮食為他請了小提琴教師，但他學不下去；後來母親又要他去神學院就職，他也安不下心來。然而他是個有天賦的孩子，而且有他自己的抱負。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跟撞球店老板賭輸贏，結果贏了九十法郎，他把這筆錢用作到巴黎去的旅費，開始了他的新生涯。到巴黎以後，他憑借父親的人事關係，在奧爾良公爵的私人秘書處尋到了個抄抄寫寫的差事。與此同時，他狂吞亂咽般地大量讀書，廣泛涉獵了文學、歷史、哲學和自然科學等知識領域，為日後的多產創作奠定了基礎。看了倫敦的劇團在巴黎演出的莎士比亞戲劇以後，他激動不已地感到“精神上受到強烈的震動”。他花了五個星期寫出了第一個劇本《克裡斯蒂娜》，而且得到了內行人的好評。但由於一個演慣了古典主義劇目的名演員的阻撓，劇本未能如期上演。現在我們熟知的《亨利三世及其宮廷》，是大仲馬寫的第二個劇本。這個劇本之所以負有盛名，一則由於作品充分顯示了作者卓越的才華，二則由於它是法國第一部突破古典主義傳統的浪漫主義戲劇。經過很有戲劇性的一番周折以後，這個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劇本終於在古典主義固守的堡壘——法蘭西劇院上演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上演的時間，比雨果的《歐那尼》還早一年，不僅開創了歷史劇這個新的文學領域，而且體現了一些浪漫主義戲劇的創作原則，這正是大仲馬在法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功績。

一八〇三年七月，大仲馬投入了推翻波旁王朝的戰鬥，不僅參加巷戰，而且獨自把三千五百公斤炸藥從尚松運到巴黎，奧爾良公爵接見了他。前者不久成了國王，但並未采納他的建議，還嘲笑他道：“把政治這個行當留給國王和部長們吧，你是一個詩人，還是去做你的詩吧！”後來他參加了以共和觀點著稱的炮兵部隊，並在歷史劇《拿破侖·波拿巴》的序言中公開了他與國王的分歧。這下他就闖下了大禍，因此被指控為共和主義者，於是被逼經常到瑞士、意大利等地去旅行，看來他不光是到國外去遊山玩水，其中也還有著“避風頭”的苦衷。但他畢竟是帶著戲劇家的心和眼睛踏上旅途的，一路上難免會有意識地觀察風俗人情，收集奇聞軼事，甚至深更半夜也會到教堂裡去聽故事。凡此都在有意無意之間為日後的小說創作作了充分的準備。

三十年代初，法國報刊大量增加，為了適應讀者的需要，往往開闢文學專欄，連載的通俗小說便應運而生。大仲馬是喜歡司各特的。他仔細鉆研了司各特的歷史小說及其特色後，便運用自己編織故事的神妙技巧和豐富充沛的想像力，從歷史上取材，寫了不少通俗而引人入勝的長篇小說，在報刊上連載，成為當時法國首屈一指的通俗小說專欄作家。一八四四年，《三個火槍手》的巨大成功，已為他奠定了歷史小說家的聲譽；一八四五年秋開始在《辯論報》上連載的《基督山伯爵》又轟動了整個巴黎。稿費源源而來，他這時真可以說得上是富埒王侯了。一八四八年，他竟然耗資幾十萬法郎建起一座富麗堂皇的府邸，並把它命名為“基督山城堡”。

大仲馬巨大的工作熱情和毅力，超乎常人的充沛精力，也許同他祖傳的優異體質不無關係。他熱愛寫作，而且寫作起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文思如涌，一瀉千里。大仲馬成名後，在創作過程中經常有一些合作者，他們有的為大仲馬查找文獻資料，有的向大仲馬提供故事的雛形，有的甚至與大仲馬共同執筆，參與初稿的寫作，但是無論在哪種情形下，主骨和靈魂總是大仲馬。在這一點上，一直有人對大仲馬頗多微詞，譏諷他是“寫作工廠”的老板。但大仲馬是很坦然的，他理直氣壯地回答說：“莎士比亞也是借用了別人作品的主題進行創作的，難道他就不是偉大的作家了嗎？瞧我的這隻手吧，這就是我的工廠。”

大仲馬生性落拓不羈，愛開玩笑，他的一生也像他的作品一樣充滿著傳奇色彩。譬如說，有一回他在俄國旅行時，有個年輕人要求做他的僕役。大仲馬不僅一口應允，而且還寫了一份由他簽署的“護照”給他，並附了張紙條，申明這個年輕人沿途的一應花銷都可將賬單徑寄巴黎，由他付賬。結果，這個年輕人果然一路通行無阻地到了巴黎。

還有一次，大仲馬到西班牙去旅行，一個海關職員要檢查他的行李。這時，旁邊不知是誰說了句：“你要檢查大仲馬先生的行李？”那個職員一聽，忙不迭地趕快放行，一邊嘴裡還喃喃地說：“原來是三劍客先生！”得知大仲馬來訪，西班牙全國上下一片歡騰，人們像迎接凱旋歸來的英雄般地歡迎他。面對這動人的情景，就連一直對父親耿耿於懷的小仲馬也覺得這次隨父親去西班牙是“不虛此行”。

大仲馬雖然天生有強健的體魄，但由於長年超負荷工作，再加上生活放蕩，他的精力消耗太大，所以到一八六七年，他就經常頭暈目眩，無力再從事文學創作。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大仲馬臥床不起，五日晚上，他死在女兒的懷裡，時年六十八歲。維克多·雨果得知噩耗後，說了下面這段話：“他就像夏天的雷陣雨那樣爽快，是個討人喜歡的人。他是濃雲，是雷鳴，是閃電，但他從未傷害過任何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像大旱中的甘霖那般溫和，為人寬厚。”

大仲馬作為十九世紀最多產而且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家之一，在法國文學史上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他的文學作品到底有多少呢？很難說出一個確切可靠的數字。眾多研究大仲馬的專家的統計結果很不一致。最保守的統計，是戲劇九十部，小說一百五十部（計三百本）。最著名的戲劇除《亨利三世及其宮廷》（1829）以外，還有《安東尼》（1831）和《拿破侖·波拿巴》（1831）。最著名的小說除《基督山伯爵》外還有：描寫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時期的達達尼昂三部曲，即《三個火槍手》（1844）、《二十年後》（1845）和《布拉熱洛納子爵》（1848—1850）；描寫“三亨利之戰”的三部曲，即《瑪戈王后》（1845）、《蒙梭羅夫人》（1846）和《四十五衛士》（1848）；以及描寫法國君主政體瓦解的一系列小說，如《約瑟·巴爾薩莫》（1846—1848）、《王后的項鏈》（1849—1850）、《紅房子騎士》（1846）、《昂熱·皮都》（1853）和《夏爾尼伯爵夫人》（1853）。而其中影響最大、最受讀者歡迎的，當然首推《基督山伯爵》和《三個火槍手》。

二

從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起，巴黎的《辯論報》上開始連載《基督山伯爵》。小說馬上就引起了轟動，如癡如狂的讀者從四面八方寫信到報館，打聽主人公以後的遭遇；被好奇心撩撥得按捺不住的讀者，甚至趕到印刷廠去“買通”印刷工人，為的是能對次日見報的故事先睹為快。一部當代題材的小說能產生這樣的“轟動效應”，而且其生命力竟能如此頑強，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受到全世界億萬讀者的喜愛，這種情況在文學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話得從一八四二年說起。歐仁·蘇的社會風俗小說《巴黎的秘密》在報紙上連載後一炮打響，於是出版商約請大仲馬也以巴黎為背景寫一部當代題材的小說。大仲馬接受約請後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素材。他在巴黎警署退休的檔案保管員珀歇寫的回憶錄裡，發現了一份案情記錄，它記述了拿破侖專政時代一個年輕鞋匠皮科的報仇故事，說的是巴黎一家咖啡館的老板盧比昂和他的三個鄰居，出於嫉妒跟剛訂了婚的鞋匠皮科開了個惡意的玩笑，誣告他是英國間諜。不料皮科當即被捕入獄，從此音訊杳然。七年後他出了獄；由於同獄的一位意大利神職人員在臨終前把遺產留給了他，他出獄後就變得很富有了。但他得知當年的未婚妻早已嫁給了盧比昂，於是就喬裝化名進入盧比昂的咖啡館幫工，先後殺死那三個鄰居中的兩人，並用了十年的時間，處心積慮地把盧比昂弄得家破人亡。但最後他在手刃盧比昂時，當場被那第三個鄰居結果了性命。

大仲馬敏銳地覺察到，“在這隻其貌不揚的牡蠣裡，有一顆有待打磨的珍珠”。他根據這個素材，構思了一個復仇故事的輪廓。然後，他又聽取了在創作上和他多年合作的助手馬凱的一些很有見地的建議，決定花大量的篇幅去寫“主人公同那位美貌姑娘的愛情，那些小人對他的出賣，以及他同那位意大利神職人員一起度過的七年獄中生活”這些引人入勝的情節。鞋匠皮科在小說中成了水手唐泰斯，故事的背景也改在了風光綺麗的馬賽港。大仲馬不願意讓小說中的冤獄發生在拿破侖的第一帝國時代，於是把故事的時間往後挪到了王朝復辟時代，讓唐泰斯成了波旁王朝的冤獄的受害者。皮科的那幾個仇人，則從市井平民變成了七月王朝政界、金融界和司法界的顯要人物。

為了寫作這部小說，大仲馬去了馬賽，重遊了加泰羅尼亞漁村和伊夫堡。大仲馬的腦海裡，醞釀著一幕幕場景：少年得志的唐泰斯遠航歸來，與美麗的加泰羅尼亞姑娘梅爾塞苔絲舉行訂婚儀式；船上的會計唐格拉爾和姑娘的堂兄費爾南（即後來的德·莫爾塞夫伯爵）串通一氣，寫信向警方告密，誣陷唐泰斯是拿破侖黨人；當時也在場的裁縫卡德魯斯曾想阻止他們這樣做，但終因喝得酩酊大醉而不省人事；在喜慶的訂婚宴席上，憲兵突然闖進來帶走了唐泰斯；代理檢察官維爾福為了嚴守父親的秘密，維護自身的利益，昧著良心給無辜的唐泰斯定了罪，把他關進伊夫堡陰森的地牢……

從伊夫堡，大仲馬聯想到當年曾在這裡關押過的鐵面人、薩德侯爵和法里亞神甫。法里亞神甫確有其人：他原是葡萄牙神甫，早年來到法國，曾投身法國大革命的戰鬥。後來，他被以信仰空想社會主義的罪名，長期囚禁在伊夫堡的地牢裡。他於一八一三年出獄後，到巴黎開了一家催眠診所；作家夏多布裡昂就曾親眼見過他用催眠術殺死一隻黃雀。但他的所作所為被教會視為異端，最終死於貧病交加之中。大仲馬決定把這樣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移植到小說中去。於是，唐泰斯在地牢中遇到了這位掘通地道和他相見的法里亞神甫。但在大仲馬筆下的法里亞，已經變成一位集人類智慧於一身、為祖國統一而奮鬥的意大利神甫，而且，他掌握著一個天方夜譚式的寶窟的秘密。也是這個法里亞，把唐泰斯造就成了一個知識淵博、無所不能的奇人，並且讓他得到了基督山島上的寶藏，成了家貲巨萬的基督山伯爵。

皮科的故事純粹是個復仇故事。大仲馬筆下的基督山伯爵，卻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儼然是正義的化身。昔日的船主莫雷爾有恩於他，於是唐泰斯出獄後首先報恩，把這位瀕臨破產的好人從絕路上救了回來，此後又始終照顧他的兒女，直至最後把基督山島的寶窟送給他們。舊時的鄰居卡德魯斯一開始良心未泯，對唐泰斯的老父有所照顧，後來因為貪得無厭而謀財害命，甚至潛入基督山家中行竊並企圖行兇，所以基督山對他是報恩於前，懲罰於後，賞罰極為分明。對唐格拉爾、費爾南和維爾福這三個仇人的復仇，大仲馬用濃墨潑灑，細筆描繪，把他寫故事的本領發揮得淋漓盡致。最後，這三個人破產的破產，自殺的自殺，發瘋的發瘋，都得到了應有的報應。

小說在報紙上斷斷續續地連載了一百三十六期，歷時近一年半。《基督山伯爵》成了馬賽人的驕傲。馬賽城有了基督山街、愛德蒙·唐泰斯街；伊夫堡和基督山島亦成了旅遊勝地。

三

從一個簡單的故事框架出發，寫出一本洋洋灑灑一百多萬字的小說，並且在一個多世紀來風靡無數的讀者，始終有其經久不衰的魅力，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奧秘自然也是值得探索一番的。

首先，大仲馬是編故事的高手，有著一套布局謀篇的高招。看來，就像寫詩要有“詩眼”一樣，大仲馬在構思整部小說時，也先順著情節發展的脈絡，安排下一連串最精彩、最捉搦讀者的心的情節，作為整個故事的“眼”，亦即高潮。譬如說，下半部寫基督山分別對三個仇人報仇的故事時，大仲馬就極盡其設計情節的能事，把“戲”做足，使情節的展開高潮迭起，精彩紛呈。對莫爾塞夫，大仲馬特意把他發跡的背景放在希臘，這樣，作者的那支生花妙筆就不僅能放手去寫美麗的希臘姑娘海黛，去重彩渲染迷人的東方情調，而且也安下了海黛與莫爾塞夫當場對質的這個“眼”。對維爾福的復仇，沿著兩條情節線展開，一條是維爾福夫人的一次次下毒，另一條是貝內代托的行跡，大仲馬先安下一個驚險、恐怖的“眼”，就是維爾福夫人深夜對瓦朗蒂娜下毒，繼而又安下一個驚心動魄的“眼”，就是貝內代托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是維爾福的私生子。唐格拉爾銀行的破產、女兒的出逃以及自己落進意大利強盜的手裡，也都是一些扣人心弦的“眼”。

一部長篇小說中，有了節奏緊張、大起大落的高潮，也必然會有節奏相對舒緩，主要起交代情節、連綴故事作用的所謂“弄堂書”。這些段落，如果讓讀者走了神，整部小說也還是得砸。大仲馬在這一點上很顯功力，他或是安排懸念，設置伏筆，仍把讀者的胃口吊足（如寫卡德魯斯的撬鎖夜盜），或是大故事套小故事，從故事簍子裡揀精彩的小故事來連綴大故事的情節（如由貝爾圖喬敘述貝內代托的身世），或是筆端透出幽默風趣的韻致，讓讀者調劑一下情緒，不致感到沉悶（如寫基督山買通急報站的發報員，又如寫羅馬強盜榨乾唐格拉爾的財產等等）。

此外，整部小說充滿了浪漫的傳奇色彩。羅馬的狂歡節，基督山島的地下宮殿，強盜萬帕的洞穴，都寫得色彩斑斕，各具特色，把全書的氛圍烘托得美妙而壯觀。大仲馬在小說中還不時穿插一些典故傳說，奇聞軼事，異域風情和大海、島嶼的景色描寫。所有這些，也許就構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大仲馬情趣”吧。

說到人物性格的描寫，恐怕很難說那是本書故事成功的重要原因。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還要提及。但整部小說中塑造了幾十個人物形象，它們畢竟還是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隨著情節的展開，每個人物形象還是都有其軌跡可尋，或者按黑格爾的說法，都是有其各異的“情志”的。我國讀者在讀大部頭的外國文學作品時，有時會在看了好些篇幅以後還弄不清那些長長的人名，或者把它們混淆起來。在看《基督山伯爵》時，恐怕是不會有這種感覺的。這或許也可以作為小說人物形象鮮明而各異的一個佐證吧。

這部小說中，大約有一半篇幅是對話。這在大仲馬是很自然的，因為寫劇本可以說是他的看家本領。他筆下的人物對話，或是充滿激情，以澎湃的熱情來感染讀者，打動他們的心，或是充滿機鋒，簡潔明快而又絲絲入扣。大段的獨白可以長達幾頁、幾十頁，但看了不致叫人生厭；最短的對話可以短到只有一兩個字（例如癱瘓的老人諾瓦蒂埃用目光所作的回答），但由於往往出現在要緊關頭，所以仍顯得獨特而精彩。順便說一下，諾瓦蒂埃的這個特點，使人很容易想起大仲馬在《三個火槍手》裡塑造的格力磨的形象。當初的格力磨，確實是大仲馬應付出版商按行數付稿酬的辦法的一個對策，不過，看過《三個火槍手》的讀者，想必還是會覺得格力磨這個人物既生動又別致。這大概也正是大仲馬的高明之處吧。《基督山伯爵》問世後的第三年，大仲馬又把小說改編成劇本在巴黎上演，第一晚從傍晚六點演到半夜，演到愛德蒙·唐泰斯越獄為止，第二晚演完全劇。大仲馬筆下精彩的對話，居然使這種馬拉松式的演出緊緊地攫住了觀眾的心，讓他們看得如癡如醉，毫無倦意。

大仲馬憑他高超的寫作技巧，寫出了一個奇特新穎、引人入勝的報恩復仇的故事，讓人讀來回腸蕩氣，覺得痛快淋漓。高爾基稱贊這部小說是“令人精神煥發的讀物”，恐怕也是指這方面而言的。但是，大仲馬在這裡所寫的，畢竟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靠金錢來伸張社會正義的一種幻想，這一點，我們今天的讀者是不難看清楚的。

四

大仲馬生活和寫作的時代，是法國文學史上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雨果、司湯達、巴爾扎克、福樓拜、左拉等人，都可以說是他的同時代人。如果要把大仲馬跟這些我們熟悉的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巨匠作個比較的話，也許可以說，大仲馬是最擅長編故事的，他的那些情節扣人心弦、充滿傳奇色彩的小說，就可讀性和通俗性而言是無人可以比擬的。但若要說小說的文學價值，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恐怕大仲馬就難以與他們抗衡了。為什麼情況會是這樣的呢？

我們試舉司湯達的《紅與黑》、雨果的《悲慘世界》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為例，來和《基督山伯爵》作個比較。這三部小說都是以真實事件作為基礎，然後經作家加工創作成書的，發表的年代也和《基督山伯爵》大致相近。《紅與黑》發表於一八三〇年，比《基督山伯爵》的問世早十五年。《包法利夫人》和《悲慘世界》分別發表於一八五六年和一八六二年，比《基督山伯爵》晚十一年和十七年；但雨果開始寫作《悲慘世界》的時間是一八四五年，恰好是《基督山伯爵》開始在《辯論報》上連載的同一年。

《紅與黑》雖然也取材於一個真實的案件，但司湯達抱定“小說應是一面鏡子”的創作宗旨，從中照出了廣闊的社會畫面，把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提到了對十九世紀初期法國的社會進行歷史和哲學研究的高度。難怪高爾基要說，於連的形象是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中反叛資本主義社會的英雄人物的“始祖”。在人物的刻畫上，司湯達傾心於“人的靈魂的辯證法”，他能把人物的心理活動描寫得淋漓盡致，表現得惟妙惟肖，它們所留給讀者的藝術上的享受，是令人經久難忘的。

雨果創作《悲慘世界》，也有一個小小的契機。據說有一次，雨果看到兩個士兵挾著一個犯人在街上走，他原來是個農民，穿一雙木鞋，腳上還在淌血，就因為偷了一隻麵包而被判去服五年苦役。正在犯人被押著往前走的時候，有一個雍容華貴的女人，坐在畫著貴族紋章的馬車裡經過，囚犯用哀傷的目光望著馬車裡的貴婦人，她卻對周圍的這一切都仿佛視而不見。這個小小的場景，使雨果的內心大為震動，從而激發了他寫《悲慘世界》的欲望。因此雨果一開始就把抗議和批判的主題思想賦予他的長篇小說，力圖使他的小說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有所裨益。他以浪漫主義的寫作手法，賦予人物一種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使整部作品煥發出理想的激情和光輝。

福樓拜呢，他的父親有個學生，是個鄉村醫生。醫生的美貌的妻子有了外遇，結果把丈夫弄得傾家蕩產，她自己也服毒自盡。福樓拜決定把這個普通的桃色事件寫成一部充滿人情味的小說。從一八五二年起，他花了約四年時間寫成了《包法利夫人》。作者用他那支細膩而犀利的筆，刻意寫出了社會是怎樣把一個熱情、浪漫的農村姑娘一步步地推向絕境，最後把她吞噬掉的。他滿懷激情地說過：“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作為一個嚴格得近於苛刻的文體學家，他要求自己筆下的文字要像音樂那樣抑揚頓挫，因此他的寫作實在是一種慘淡經營的艱苦勞動。

司湯達也好，雨果也好，福樓拜也好，他們當然也都要寫故事。故事是一部小說的骨架，或者按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的說法，是小說共有的“最大公約數”。如果故事的情節引人，角色動人，就能抓住讀者的興趣，攫住他們的心。然而我們可以看出，編情節寫故事，決非他們創作的最終目的。他們只是把故事和情節作為一種載體，一種手段，他們的目的是要說明一個社會現象，反映一個社會側面，揭示一個社會問題，他們有著一種更崇高的使命感，因此他們的作品就其廣度、深度，特別是就其典型意義而言，跟單純以情節取勝的通俗小說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他們筆下的於連、讓·瓦勒讓和包法利夫人，達到了通過特殊的個體去顯現它的一般意蘊的境界，因此他們都是反映現實生活本質的藝術形象，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們的影子，感覺到他們的存在。大仲馬筆下的唐泰斯，卻畢竟是個傳奇式的英雄人物，是個可望而不可即的不夠真實的形象。

形象的表現手法，是和作家的氣質、趣味、個性以及感受生活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大仲馬筆下的唐泰斯，一旦擁有基督山島上的財富，仿佛頓時就變成了一個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超人”，似乎整個社會都在圍著他轉。這固然也有它揭示人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現象的積極意義的一面，但也從另一面反映了大仲馬本人的“拜金主義”的思想觀念。與他同時代的巴爾扎克，以他犀利的筆，寫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罪惡，而在大仲馬的筆下，卻時時透露出金錢可愛、金錢萬能的觀念。

大仲馬曾經直言不諱地說過：“在文學上我不承認什麼體系，也不屬於什麼學派，更不樹什麼旗幟；娛樂和趣味，這就是唯一的原則。”他之所以在文學史上不能得到更高的地位，歸根結底恐怕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五

最後，我們想談談這個譯本的名字。

在我國，本書一向以《基度山伯爵》或《基度山恩仇記》的中文書名廣為流傳。這次我們把書名改譯為《基督山伯爵》，是經過慎重考慮的。首先，原書名中的Monte-Cristo，本來是意大利的一座位於厄爾巴島西南四十公里處的多山小島的名稱，它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是“基督山”。其次，縱觀全書，主人公唐泰斯是靠了基督山島上的寶藏才得以實現他報恩復仇的夙願的，他在越獄後用這個島名作為自己的名字，也正隱含了基督假他之手在人間揚善懲惡的意思。因此，我們斟酌再三，最後還是把譯名定為《基督山伯爵》。

本書的第一章到第五十五章由韓滬麟譯出，第五十六章到第一一七章由周克希譯出。

譯者

一九九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