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里的名言

对我而言名言是什么

我想把语言当作朋友。

这个想法产生于我独自旅行之时，那时我意识到，旅途中仅有自己一人。

的确，我们既不能敲打语言的肩膀，也不能同语言握手。然而，语言也带给我一种无法言语的老朋友般的亲切。

少年时代，我曾梦想成为一名拳击手。但是，在我读杰克·伦敦[1]的小说，面对书中食物不足致死的痛苦和“应该吃还是应该赢”的二选一难题时，我认为，应该吃！我知道了，Hungry Youngmen（饥饿的年轻人）无法成为Angry Youngmen（愤怒的年轻人）。

取而代之，我成为了一名诗人。而且，我认为应该用语言将别人打倒。因为对诗人而言，语言亦能成为凶器。我认为自己轻而易举就能驾驭好语言，把它当作水兵用的折刀，挥动刀刃直插对方的胸膛。

但同时，语言亦是良药。它是抚平各种内心创伤的良药。埃里希·凯斯特纳[2]《人生处方诗集》的语言效果自不必说，连背叛带来的锥心痛苦亦被其语言抚慰。

有时候，语言只是回忆。然而有时候，语言亦可以承载全世界之重。而且，正是那样的语言成为了“名言”。

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对我而言，最初的“名言”是井伏鳟二的诗：

“像暴风雨之于花儿，只有分别才是人生。”[3]

我已不知多少次通过吟诵这首诗度过了危机时刻。“只有分别才是人生”这句话，就是我的处世格言。我的思想，即便今天也依然是分别主义，在我要正面与死守的旧习、欲将人统一化的恶势力开战之时，正是坚持对倡议维持现状的几个理念（习惯以及信仰）说分别，才得以成功。

“即将逝去的一切，不过是个比喻”，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4]将他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和盘托出。的确，逝去之时确实是比喻，是否可以说支撑它的语言亦不存在？

然而，实际存在的语言才是成为名言的条件。“名言”与词汇的年龄无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要注重年代久远的词汇，反而要重视年轻的词汇。年代久远的词汇早已远离了语言的庆典，而初生牛犊的新生词汇充满如英雄般想要改变现实世界的可能性。

我因此豁出一切成为了诗人。语言永远意味着祖国。那些不相信灵魂具有连带性质的家伙，至少能够相信语言具有纽带作用就好了。

实际上现在需要的，并不是名言。

其实，我们需要平凡的一行文字，或者几句话。但是，我却大肆在旧笔记本里发掘我的“名言”，并将它们公布于此。原因可以借用贝尔托·布莱希特[5]《英雄论》的话来表达：“没有名言的时代是不幸的，需要名言的时代更为不幸。”

而且，现在正是那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