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主要政党对外党际关系研究

一、选题意义

政党，作为现代政党政治的支柱和核心，一般围绕政权开展活动，往往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参与政权为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政党首先要根据国内政治形势、政党制度以及政党政治的规律特点，处理好国内政治事务，处理好与各政党之间斗争合作的相互关系，同时，结合本党的实际情况和政治需要，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开展国际活动，特别是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政党的党际关系，以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服务于本党的国内政治目标。实际上，从世界政党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政党，都把发展对外党际交往，开展国际活动，作为党的重要任务。这种对外党际交往活动，一般情况下可以概括为“政党外交”。

台湾地区，在2000年“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之前，一直处于中国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之下。国民党1949年退踞台湾后，始终以“中国正统”自居，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民党当局被赶出联合国，特别是随着中美建交以及大批国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国民党当局的“国际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开始了所谓“弹性外交”“务实外交”，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以党的名义开展对外交往，发展对外党际关系，以拓展其所谓的“外交”“国际空间”。这一做法被台湾当局称为“政党外交”。从此以后，“政党外交”成为台湾外事官员的口头禅，更成为台湾媒体报道竞相沿用的热词，俨然成为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空间”的代名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民党当局“开放党禁”和以民进党为代表的一大批政党的产生，“政党外交”作为一种现象被台湾涉外部门和一些政党进一步渲染。除了国民党外，民进党作为以“台独”为核心诉求的政党，为了推销其“台独”理念，争取“国际”力量同情和支持，提高“国际”知名度，也为了同国民党进行权力斗争，为选举造势，捞取选票，从一成立，就打着“政党外交”的旗号，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活动，发展与其他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党际关系。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国民党下台，民进党成为执政党。国、民两党虽然政治地位互换，但它们仍然都继续高举“政党外交”的大旗，把“政党外交”作为与大陆进行斗争博弈的重要手段，既为本党造势，也为台湾发声。此间，国民党、民进党先后加入了“国际民主联盟”（“保守党国际”）、“国际自由联盟”（“自由党国际”）这两个在全球范围很有影响的政党国际组织，以这两个国际组织为平台，大肆活动，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国民党、民进党虽然在内部政治方面是竞争对手，在开展“政党外交”方面也有矛盾，但总体上是共识大于分歧，即利用“政党外交”、以政党国际组织为平台，扩大台湾的“国际”影响。在这方面，目前我尚无有效的应对举措。另外，2000年以后，亲民党、“台联党”等政党也先后加入“政党外交”的行列中。显然，“政党外交”既是台湾政党政治的显著现象，也是台湾当局、主要政党拓展台湾“外交”“国际空间”的重要手段，是它们用以对抗大陆的重要筹码。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理当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台湾主要政党对外党际关系”作为研究项目，主要涉及台湾政党政治和台湾的对外关系两个主题。综合考察检索，涉及台湾政党和政党政治，如关于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的历史梳理、思想主张、实践活动以及它们围绕选举、立法机构中斗争博弈及相互关系，这方面成果如汗牛充栋，但都不涉及各政党如何处理和发展对外党际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在台湾的对外关系研究方面，一般多着眼于台湾当局的“外交”“国际关系”，而对于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如何以党的名义开展对外交往，发展同其他国家地区的政党、政党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以拓展其“国际空间”，这方面学界很少涉及。

检索文献资料，在大陆方面，赵嘉蒙《保守党国际研究》（2013年外交学院硕士论文，余科杰指导），在对“国际民主联盟”这一保守主义政党国际组织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民党与该组织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严安林著《民进党对外关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阐述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头三年民进党当局的对外关系，仍然是从民进党执政的台湾行政当局的角度着眼的，并不涉及民进党如何以党的名义发展同世界其他政党关系这一领域。在台湾方面，专门就国民党民进党的对外党际关系进行文献检索，有关于国民党民进党率党团出访、接访的若干新闻报道；在研究性成果方面，仅有苏俊豪《全球治理下民主进步党与国际政党的合作模式——以参与国际自由联盟（Liberal International,LI）为例》（2005年台湾淡江大学硕士论文），主要就民进党与国际自由联盟这一自由主义政党国际组织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但并不系统。可见，对台湾主要政党的对外党际关系进行研究，在目前我国学界尚在起步之中。

研究台湾主要政党对外党际关系，不仅有助于厘清台湾当局开拓“国际空间”的基本途径，深化认识台湾当局“外交国际活动”的战略策略，进而探讨我之应对之策，也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台湾政党政治、政治生态，尤其是国民党、民进党相互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概念的阐释

台湾的一切涉外活动都不能与“外交”联系起来，因此台湾政党的对外交往活动，自然也不能称之为“政党外交”。实际上，台湾政党的对外交往活动，就其内涵而言，也不能完全与“政党外交”画等号，或者说，用“政党外交”一词来概括台湾政党的对外交往，也是不准确的。这主要是因为：

所谓“政党外交”，就是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一国之合法政党与他国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为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而进行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1]显然，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是政党外交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外交之所以为外交的根本所在。换句话说，政党外交作为外交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其主体是政党，但也必须以服务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政党的国际活动如果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那就不能与外交相联系而称为“政党外交”，只能理解为政党的一般党务活动。综观台湾各政党的对外活动，显然并不是所有党、任何时候都把服务于它们心目中的所谓“国”的利益放在首位；相反，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很多时候出于岛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特别是在选举期间，为了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捞取选票，便密集开展外访、接访的活动；尤其是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在世界上推销其“台独”主张作为第一要务，为此不遗余力地进行对外党际交往，发展与政党国际组织的关系，这种行为根本上是出于一党之私，哪里是真正为了台湾的利益呢！因此，仅仅从一般学理上，台湾政党的对外活动也不能以“政党外交”一词来概括。

实际上，对于台湾政党对外交往如何界定，岛内政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些人甚至是台湾涉外部门的活跃人物，但他们并不赞同使用“政党外交”一词。陈履安被认为是台湾当局推行“政党外交”的第一人，早在1982年12月他在回答记者关于如何看待“政党外交”这个词时，就说还是“政党联系”更恰当；[2]曾任台湾当局“外交部长”的章孝严（蒋孝严）甚至说，外交就是外交，体制外没有外交，因为外交是政府与政府间的作为，外界通常喜欢在外交上加形容词，如“政党外交”等都是不恰当的说法。[3]

与“政党外交”紧密关联的是“对外党际关系”（或“党际交往”）一词。简单地说，所谓“对外党际关系”，就是一国或地区的政党与其他国家地区政党进行党际之间的交流交往，这种跨境党际交往并不强调双方往来一定要服务于国家地区利益。政党的国际交往，既可以以国家地区利益为出发点，也可以以本党的利益作为基本考量，既可以是外交活动，也可以是党务活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对外党际关系”一词在内涵上相对宽泛。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词汇的核心关键是“党际”，即党与党的关系，党与党之间的交往，党与党之间的活动。而台湾政党的对外活动中，除了与其他国家地区政党的党对党交往之外，也有一些活动中，交往对象不是政党，而是其他性质的组织团体，甚至个人（如议员），这些活动，严格意义上，是“党际”一词所不能概括的。那我们是否有必要选用一个含义更加宽泛的词，如“台湾政党的对外交往”“台湾政党的对外关系”诸如此类的词表述？没有必要。因为：

“政党对外交往”“对外关系”的内涵的确更加宽泛，可以泛指政党的一切对外活动，既包括党对党的活动，也包括党与其他组织甚至个人的交往活动。但这样的提法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很容易使人们在理解上，把执政党在执掌政权过程中以政府的名义开展的对外活动也纳入其中。实际上，在大陆的语境下，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对外交往”“对外关系”以及“对外工作”等表述，虽然强调“党的”内涵，但把共产党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开展的外交外事包括在其中，的确是十分明显的现象。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理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访事务。在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中，“党的对外工作”就是不仅包括以党的名义开展的对外交往，而且有些以政府的名义、由外交部出面组织管理的外事活动，也包括在其中，因为这些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在广义上同样属于“党的”范畴，是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习惯性思维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了我国学术界理论界，人们不仅以这样的思维思考大陆的党的对外工作，而且以同样的思维观察台湾的党政关系以及政党的对外活动，前述《民进党对外关系研究》对“民进党对外关系”的理解即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其中主要涉及民进党当局的对外活动，而民进党如何以党的名义发展同世界其他政党组织关系这样的主题完全没有涉及。

因此，“政党对外交往”“政党对外关系”等含义过于宽泛的词，在学理上容易产生歧义，与我们聚焦突出政党“以党的名义”的对外活动这样的研究主旨是不相符合的。

其实，“对外党际关系”虽然在严格意义是指党对党的关系，但“党际”也可以作宽泛的解释，就像“国际关系”一词并不完全指国与国的关系（交往双方一方是主权国家，另一方则往往不具有主权性质，如地区政府、非政府组织等），而经常被宽泛地解释一样。由此，政党以自身的名义进行国际交往，即便交往对象不是政党而是其他团体组织，也可以纳入“党际关系”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党际关系”一词中“党际”二字，其意义更在于强调政党的对外活动是“以党的名义”；“党际”二字自然而然地把执政党以政府的名义的对外活动排除了政党的对外活动之外。

此外，在大陆，政党的对外交往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研究。经过长期积淀，“党际关系”“对外党际关系”早已成为含义相对稳定，科学规范，约定俗成的学术用语。用“对外党际关系”来概括台湾政党的对外活动，完全符合我们选题初衷，也是合适准确的。

基于政治、学术的双重考量，用“对外党际关系”代替“政党外交”，来概括台湾政党的对外交往，以“台湾主要政党对外党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是完全必要的。在研究写作过程中，我们尽可能使用“对外党际关系”作为描述台湾政党对外活动的首选用语；在引用文献时，在保留原意不变的情况下，也都做了相应的技术性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政党外交”和“对外党际关系”这两个概括政党对外活动的用语，前者作为动名词，更多地强调政党对外活动的动态性质，而后者作为纯名词，更多侧重于政党对外活动所形成的状态，强调这种状态的静态性质。因此，在学理上，有时候这两个词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从实际情况看，台湾当局及政党在概括其对外活动时普遍使用“政党外交”一词。但是，大陆相关研究中总体上使用“对外党际关系”概括台湾政党的对外活动，然而本研究中仍有多种情况出现“政党外交”用语，或者“对外党际关系”和“政党外交”交替使用；某些章节段落，“政党外交”一词的使用频率甚至超过“对外党际关系”，但只要政治上、文理上都说得通，应当是可以接受的。

三、研究思路方法等问题的说明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围绕“台湾主要政党对外党际关系”，以国民党、民进党的对外党际关系为重点对象，兼及亲民党、“台联党”等小党。主要探讨台湾当局“政党外交”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国民党、民进党与日本、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地区政党关系，着重研究梳理国民党与“国际民主联盟”、民进党与“自由党国际”的相互关系，概括总结国民党、民进党发展对外党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目标任务、相应成果、制约因素及其与台当局行政部门“外交”的相互关系，并探讨我之因应之策。体现历史研究、专题研究、纵向横向相结合、整体与具体相结合的思路，主要着眼于探寻规律，总结特点。在就台湾政党政治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别设置“国民党对外党际关系”“国民党与国际民主联盟”“民进党对外党际关系”“民进党与国际自由联盟”各研究专题。为了学界研究问题的方便，分别编撰了国民党、民进党、其他政党对外党际关系大事记。

（二）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法：对国民党、民进党各自对外党际关系的历史发展基本脉络进行研究梳理，概括总结基本特点、基本规律。

数据统计法：通过对国民党、民进党与世界主要政党、政党国际组织往来数据的统计，从中发掘提炼两党发展对外党际关系的特点规律。

比较法：把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的对外党际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发现各自的特点。

政治系统分析法：把国民党民进党所交往的各国各地区政党看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整体。从研究这些政党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角度研究总结国民党民进党发展对外党际关系的特点规律。

（三）资料来源

目前，关于台湾主要政党对外党际关系研究性成果不多。但检索台湾高校研究机构数据库，如“中央社新闻全文检索：国内外中文新闻资料库”“联合知识库”“中时电子报”“自立晚报”，以“政党外交”“国际民主联盟”“国际自由联盟”“国际社会主义联盟”以及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地区主要政党名称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有许多国民党、民进党搞“政党外交”、发展与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政党关系、以及与“国际民主联盟”“国际自由联盟”的互动往来的资料，主要是见诸报刊的新闻报道。另外，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进行相应检索，也有一些资料。这些构成了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我们力求从这些公开、简短的报道中，结合台湾岛内外形势、主要政党内外情况、各政党相互关系，从字里行间发掘微言大义，发现问题，概括总结分析。

台湾政党对外党际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刚刚起步。虽然两岸关系与过去比宽松了许多，两岸往来也更加方便频繁，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毕竟还存在一些障碍，特别是在资料搜集方面仍有诸多不便。因此，本研究也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权且作为开荒之作，以抛砖引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