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也妮·葛朗台

某些内地城市里面，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凉的废墟，令人郁悒不欢。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衰败零落，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步，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一动不动的，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做没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一条起伏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夏天热，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颇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传出清脆的回声，永远清洁、干燥；街面窄而多曲折；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坐落在城脚下，属于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虽是木头造的，还很坚固，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你走过这些屋子，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木料支架的屋顶，年深月久，往下弯了，日晒雨淋，椽子已经腐烂，翘曲。有些地方，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再往前走，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地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意义是永远没法知道的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表示他们是旧乡绅，掌握过当地的行政。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摇摇欲坠的屋子，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受过了1789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还看得出遗迹。

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完全像我们上代里的习艺工场[1]。宽大低矮的店堂，没有铺面，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没有橱窗，可是很深，黑洞洞的，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装潢。满板的大门分做上下两截，简陋地钉了铁皮：上半截往里打开，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老是有人开进开出。门旁半人高的墙上，一排厚实的护窗板，白天卸落，夜晚装上，外加铁闩好落锁。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就靠大门的上半截或者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透进一些空气与阳光。半人高的墙壁下面，是陈列商品的地方。招徕顾客的玩意儿，这儿是绝对没有的。货色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鳘鱼，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楼板的椽木上挂着黄铜索，靠墙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

你进门吧，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干干净净的，戴着白围巾，手臂通红，立刻放下编织物，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对你或者冷淡，或者殷勤，或者傲慢，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

你可以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材的商人，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表面上他只有些起码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板，但是安越地区所有的箍桶匠，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的工场购料的。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桶板，估计得准确，最多是一两块板上下。一天的好太阳教他发财，一场雨水教他亏本：酒桶的市价，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

这个地方像都兰区域一样，市面是由天气做主的。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旅店主人、船夫，都眼巴巴地盼望太阳；晚上睡觉，就怕明朝起来听说隔夜结了冰；他们怕风，怕雨，怕旱，一忽儿要下雨，一忽儿要天时转暖，一忽儿又要满天上云。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争执是没得完的。晴雨表能够轮流地教人愁，教人笑，教人高兴。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黄金一般的好天气”这句话，对每份人家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而且个个人都会对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子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带来多少利益。在天气美好的季节，到了星期六中午，就没法买到一个铜子的东西。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一方小园地，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日的工夫打哈哈，说长道短，刺探旁人的私事。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绝没有办法不让所有的闲人瞧见。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那些无从窥测的、又暗又静的屋子，并藏不了什么秘密。

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过活：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在那里吃中饭，吃晚饭，吵架拌嘴。街上的行人，没有一个不经过他们的研究。所以从前一个外乡人到内地，免不了到处给人家取笑。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安越人的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因为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是他们拿手的。

早先本地的乡绅全住在这条街上，街的高头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这种古风现在是一天天地消灭了——的遗物。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屋子，就是其中之一。

古色古香的街上，连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拐弯抹角地走过去，你可以看到一处黑魆魆的凹进去的地方，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在这凹坑中间。

在内地把一个人的家称做府上是有分量的；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没法掂出这称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自有它的前因后果，那是从没在内地耽留过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做葛朗台老头，可是这样称呼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他在1789年上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识得字，能写能算。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他正好四十岁，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他拿自己的现款和女人的陪嫁，凑成两千金路易，跑到区公所。标卖监督官是一个强凶霸道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送，就三钱不值两钱的，即使不能算正当，至少是合法地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

索漠的市民很少革命气息，在他们眼里，葛朗台老头是一个激烈的家伙，前进分子，共和党人，关切新潮流的人物；其实箍桶匠只关切葡萄园。上面派他当索漠区的行政委员，于是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他包庇从前的贵族，想尽方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标卖；商业方面，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两千桶白酒，代价是把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本来留做最后一批标卖的产业，弄到了手。

拿破仑当执政官的时代，好家伙葛朗台做了区长，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的时候，他变成了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代替葛朗台，因为葛朗台有红帽子嫌疑。葛朗台丢掉区长的荣衔，毫不惋惜。在他任内，为了本城的利益，已经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他的房产与地产登记的时候，占了不少便宜，只完很轻的税。自从他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靠他不断的经营，他的葡萄园变成地方上的顶儿尖儿，这个专门的形容词是说这种园里的葡萄能够酿成极品的好酒。总而言之，他简直有资格得荣誉团的勋章。

免职的事发生在1806年。那时葛朗台五十七岁，他的女人三十六岁，他们的独养女儿才十岁。

大概是老天看见他丢了官，想安慰安慰他吧，这一年上葛朗台接连得了三笔遗产，先是他丈母特·拉·古地尼埃太太的，接着是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里埃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香蒂埃太太的：这些遗产数目之大，没有一个人知道。三个老人爱钱如命，一生一世都在积聚金钱，以便私下里摩挲把玩。特·拉·裴德里埃老先生把放债叫做挥霍，觉得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放高利贷还实惠。所以他们积蓄的多少，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那是尽管我们爱讲平等也消灭不了的，他成为一州里“纳税最多”的人物。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2]，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一座老修道院。修道院的窗子、门洞、彩色玻璃，一齐给他从外面堵死了，既可不付捐税，又可保存那些东西。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原，上面的三千株白杨是1793年种下的。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产业。

这是他看得见的家私。至于他现金的数目，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大概。一个是公证人克罗旭，替葛朗台放债的，另外一个是台·格拉桑，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葛朗台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会跟他暗中合作一下，分些好处。在内地要得人信任，要挣家业，行事非机密不可；老克罗旭与台·格拉桑虽然机密透顶，仍免不了当众对葛朗台毕恭毕敬，使旁观的人看出前任区长的资力何等雄厚。

索漠城里个个人都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密窟，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快乐得无可形容。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光彩。一个靠资金赚惯大利钱的人，像色鬼、赌徒或帮闲的清客一样，眼风自有那种说不出的神气，一派躲躲闪闪的，馋痨的神秘模样，决计瞒不过他的同道。凡是对什么东西着了迷的人，这些暗号无异帮口里的切口。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欠人家什么：又是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老手，什么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一千只桶，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桶，他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老是有酒桶出卖，他能够把酒藏起来，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那有名的1811年的收成，他乖乖地囤在家里，一点一滴地慢慢卖出去，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

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又钦佩，又敬重，又害怕。索漠城中，不是个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的吗？某人为了买田，从克罗旭那里弄到一笔借款，利率要一分一，某人拿期票向台·格拉桑贴现，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市场上，或是夜晚的闲谈中间，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有些人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的一宝，值得夸耀。不少做买卖的，开旅店的，得意扬扬地对外客说：

“嘿，先生，上百万的咱们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家私！”

1816年的时候，索漠城里顶会计算的人估计，那好家伙的地产大概值到四百万；但在1793到1817年中间，平均每年的收入该有十万法郎，由此推算，他所有的现金大约和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因此，打完了一场牌，或是谈了一会儿葡萄的情形，提到葛朗台的时候，一般自作聪明的人就说：“葛朗台老头吗？……总该有五六百万吧。”要是克罗旭或台·格拉桑听到了，就会说：

“你好厉害，我倒从来不知道他的总数呢！”

遇到什么巴黎客人提到洛岂尔特或拉斐德那般大银行家，索漠人就要问，他们是不是跟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回答说是的，他们便把脑袋一侧，互相瞪着眼，满脸不相信的神气。

偌大一笔财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都镀了金。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来有什么可笑，给人家当话柄的地方，那些话柄也早已消灭得无影无踪了。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着、姿势、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把他仔细研究，像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终于发现，他最琐屑的动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譬如，人家说：

“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头已经戴起皮手套了；咱们该收葡萄了吧。”

或者说：

“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今年的酒一定不少的。”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不买面包。每个星期，那些佃户给他送来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子、牛油、麦子，都是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给人家，磨坊司务除了缴付租金以外，还得亲自来拿麦子去磨，再把面粉跟麸皮送回来。他的独一无二的老妈子，叫做长脚拿侬的，虽然上了年纪，还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房客之中有种菜的，葛朗台便派他们供应菜蔬。至于水果，收获之多，可以大部分出售。烧火炉用的木材，是把田地四周的篱垣或烂了一半的老树砍下来，由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用小车装进城，他们还有心巴结，替他送进柴房，讨得几声谢。他的开支，据人家知道的，只有教堂里座椅的租费、圣餐费、太太和女儿的衣着、家里的灯烛、拿侬的工钱、锅子的镀锡、国家的赋税、庄园的修理和种植的费用。他新近买了六百阿尔邦的一座树林，托一个近邻照顾，答应给一些津贴。自从他置了这个产业之后，他才吃野味。

这家伙动作非常简单，说话不多，发表意见总是用柔和的声音，简短的句子，搬弄一些老生常谈，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逢到要长篇大论说一番，或者跟人家讨论什么，他便马上结结巴巴的，弄得对方头昏脑涨。这种口齿不清，理路不明，前言不对后语，以及废话连篇把他的思想弄糊涂了的情形，人家当做是他缺少教育，其实完全是假装的；等会儿故事中有些情节，就足以解释明白。而且逢到要应付，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他就搬出四句口诀，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叫做：“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慢慢瞧吧。”

他从来不说一声“是”或“不是”，也从来不把黑笔落在白纸上。人家跟他说话，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颏儿，肘子靠在左手背上；无论什么事，他一朝拿定了主意，就永远不变。一点点儿小生意，他也得盘算半天。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谈话之后，对方自以为心中的秘密保守得密不透风，其实早已吐出了真话。他却回答道：

“我没有跟太太商量过，什么都不能决定。”

给他压得像奴隶般的太太，却是他生意上最方便的遮身牌。他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去，不吃人家，也不请人家。他没有一点儿声响，似乎什么都要节省，连动作在内，因为没有一刻不尊重旁人的主权，他绝对不动人家的东西。

可是，尽管他声音柔和，态度持重，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谈吐与习惯，尤其在家里，不像在旁的地方那么顾忌。

至于体格，他身高五尺，臃肿，横阔，腿肚子的圆周有一尺，多节的膝盖骨，宽大的肩膀；脸是圆的，乌油油的，有痘瘢；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儿曲线，牙齿雪白；冷静的眼睛好像要吃人，是一般所谓的蛇眼；脑门上布满皱裥，一块块隆起的肉颇有些奥妙。青年人不知轻重，背后开葛朗台先生玩笑，把他黄黄而灰白的头发叫做金子里掺白银。鼻尖肥大，顶着一颗满是血筋的肉瘤，一般人不无理由地说，这颗瘤里全是刁钻促狭的玩意儿。这副脸相显出他那种阴险的狡猾，显出他有计划的诚实，显出他的自私自利。他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上和他唯一真正关切的独养女儿欧也妮身上。而且姿势、举动、走路的功架，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只相信自己，这是生意上左右逢源养成的习惯。所以表面上虽然性情和易，很好对付，骨子里他却硬似铁石。

他老是同样的装束，从1791年以来始终是那身打扮。笨重的鞋子，鞋带也是皮做的；四季都穿一双呢袜，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用银箍在膝盖下面扣紧，上身穿一件方襟的闪光丝绒背心，颜色一忽儿黄，一忽儿古铜色，外面罩一件衣裾宽大的栗色外套，戴一条黑领带，一顶阔边帽子。他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样结实，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为保持清洁起见，他有一个一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子边缘上一定的地方。

关于这个人物，索漠人所知道的不过这一些。

城里的居民有资格在他家出入的只有六个。前三个中顶重要的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子。这个年轻人，自从当了索漠初级裁判所所长之后，在本姓克罗旭之上又加了一个篷风的姓氏，并且极力想叫篷风出名。他的签名已经变做克·特·篷风了。倘使有什么冒失的律师仍旧称他“克罗旭先生”，包管在出庭的时候要后悔自己的糊涂。凡是称“所长先生”的，就可博得法官的庇护。对于称他“特·篷风先生”的马屁鬼，他更不惜满面春风地报以微笑。所长先生三十三岁，有一处名叫篷风的田庄，每年有七千法郎进款；他还在那里等两个叔父的遗产，一个是克罗旭公证人，一个是克罗旭神甫，属于都尔城圣·马丁大寺的教士会的，据说这两人都相当有钱。三位克罗旭，房族既多，城里的亲戚也有一二十家，俨然结成一个党，好像从前佛罗伦萨的那些梅迭西斯一样；而且正如梅迭西斯有巴齐一族跟他们对垒似的，克罗旭也有他们的敌党。

台·格拉桑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她很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打牌，希望她亲爱的阿道夫能够和欧也妮小姐结婚。银行家台·格拉桑先生，拿出全副精神从旁协助，对吝啬的老头儿不断地暗中帮忙，逢到攸关大局的紧要关头，从来不落人后。这三位台·格拉桑也有他们的帮手，房族和忠实的盟友。

在克罗旭方面，神甫是智囊，加上那个当公证人的兄弟做后援，他竭力跟银行家太太竞争，想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克罗旭和台·格拉桑两家暗中为争夺欧也妮的斗法，成为索漠城中大家小户热心关切的题目。葛朗台小姐将来嫁给谁呢？所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夫·台·格拉桑？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人的答案是两个都不会到手。据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想找一个贵族院议员做女婿，凭他岁收三十万法郎的陪嫁，谁还计较葛朗台过去、现在、将来的那些酒桶？另外一批人却回答说，台·格拉桑是世家，极有钱，阿道夫又是一个俊俏后生，这样一门亲事，一定能教出身低微，索漠城里都眼见拿过斧头凿子，而且还当过革命党的人心满意足，除非他夹袋里有什么教皇的侄子之流。可是老于世故的人提醒你说，克罗旭·特·篷风先生随时可以在葛朗台家进出，而他的敌手只能在星期日受招待。有的认为，台·格拉桑太太跟葛朗台家的女人们，比克罗旭一家接近得多，久而久之，一定能说动她们，达到她的目的。有的却认为克罗旭神甫的花言巧语是天下第一，拿女人跟出家人对抗，正好势均力敌。所以索漠城中有一个才子说：

“他们正是旗鼓相当，各有一手。”

据地方上熟知内幕的老辈看法，像葛朗台那么精明的人家，决不肯把家私落在外人手里。索漠的葛朗台还有一个兄弟在巴黎，非常有钱的酒商；欧也妮小姐将来是嫁给巴黎葛朗台的儿子的。对这种意见，克罗旭和台·格拉桑两家的羽党都表示异议，说：

“一则两兄弟三十年来没有见过两次面，二则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大得很。他自己是巴黎某区的区长兼国会议员，禁卫军旅长，商事裁判所推事，自称跟拿破仑提拔的某公爵有姻亲，早已不承认索漠的葛朗台是本家。”

周围七八十里，甚至在安越到勃洛阿的驿车里，都在谈到这个有钱的独养女儿，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当然是应有之事。

1817年初，有一桩事情使克罗旭党彰明较著地占了台·格拉桑党上风。法劳丰田产素来以美丽的别庄、园亭、小溪、池塘、森林出名，值到三百万法郎。年轻的法劳丰侯爵急需现款，不得不把这所产业出卖。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所长、克罗旭神甫，再加上他们的羽党，居然把侯爵分段出售的意思打消了。公证人告诉他，分成小块的标卖，势必要跟投标落选的人打不知多少场官司，才能拿到田价，还不如整块儿让给葛朗台先生，既买得起，又能付现钱。公证人这番话把卖主说服了，做成一桩特别便宜的好买卖。侯爵的那块良田美产，就这样地给张罗着送到了葛朗台嘴里。他出乎索漠人意料，竟打了些折扣当场把田价付清。这件新闻一直传播到南德与奥莱昂。

葛朗台先生搭着人家回乡的小车，到别庄上视察，以主人的身份对产业瞥了一眼。回到城里，觉得这一次的投资足足有五厘利，他又马上得了一个好主意，预备把全部的田产并在法劳丰一起，随后，他要把差不多出空了的金库重新填满，决意把他森林的树木一齐砍下，再把草原上的白杨也出卖。

“葛朗台先生的府上”这个称呼，现在你们该明白它的分量了吧。那是一所灰暗、阴森、静寂的屋子，坐落在城区上部，靠着坍毁的城脚。

门框的穹隆与两根支柱，像正屋一样用的混凝土，洛阿河岸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用不到两百年以上的。寒暑的酷烈，把柱头、门洞、门顶都磨出无数古怪的洞眼，像法国建筑的那种虫蛀样儿，也有几分像监狱的大门。门顶上面，有一长条硬石刻成的浮雕，代表四季的形象已经剥蚀，变黑。浮雕的础石突出在外面，横七竖八地长着野草、黄色的苦菊、五爪龙、旋覆花、车前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褐色的大门是独幅的橡木做的，没有油水，到处开裂，看上去很单薄，其实很坚固，因为有一排对花的钉子支持。一边的门上有扇小门，中间开一个小方洞，装上铁栅，排得很密的铁梗锈得发红，铁栅上挂着一个环，上面吊一个敲门用的铁锤，正好敲在一颗奇形怪状的大钉子上。铁锤是长方形的，像古时的钟锤，又像一个肥大的惊叹号；一个玩古董的人仔细打量之下，可以发现锤子当初是一个小丑的形状，但是年深月久，已经磨平了。

那个小铁栅，当初在宗教战争的年代，原是预备给屋内的人探望来客的。现在喜欢东张西望的人，可以从铁栅中间望到黑魆魆的半绿不绿的环洞，环洞底上有几级七零八落的磴级，通上花园。厚实而潮湿的围墙，到处渗出水迹，生满垂头丧气的杂树，倒也另有一番景致。这片墙原是城墙的一部分，邻近人家利用它布置花园。

楼下最重要的房间是那间“堂屋”，从大门内的环洞进出的。在安越、都兰、裴里等地的小城中间，一间堂屋的重要，外地人是不大懂得的。它同时是穿堂、客厅、书房、上房、饭厅；它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共用的起居室。本区的理发匠，替葛朗台先生一年理两次发是在这里，佃户、教士、县长、磨坊伙计上门的时候，也是在这间屋里。室内有两扇临街的窗，铺着地板；古式嵌线的灰色护壁板从上铺到下，顶上的梁木都露在外面，也漆成灰色；梁木中间的楼板涂着白粉，已经发黄了。

壁炉架上面挂着一面耀出青光的镜子，两旁的边划成斜面，显出玻璃的厚度，一丝丝的闪光照在哥特式的镂花钢框上。壁炉架是粗糙的白石面子，摆着一座黄铜的老钟，壳子上有螺钿嵌成的图案。左右放两盏黄铜的两用烛台，座子是铜镶边的蓝色大理石，矗立着好几只玫瑰花瓣形的灯芯盘；把这些盘子拿掉，座子又可成为一个单独的烛台，在平常日子应用。

古式的座椅，花绸面子上织着拉封丹的寓言，但不是博学之士，休想认出它们的内容：颜色褪尽，到处是补丁，人物已经看不清楚。四边壁角里放着三角形的酒橱，顶上有几格放零星小件的搁板，全是油腻。两扇窗子中间的板壁下面，有一张嵌木细工的旧牌桌，桌面上画着棋盘。牌桌后面的壁上挂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子四周有金漆的丝带形花边，苍蝇肆无忌惮地叮在上面张牙舞爪，恐怕不会有多少金漆留下的了。

壁炉架对面的壁上，挂着两幅水粉画的肖像，据说一个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里埃老人，穿着王室禁卫军连长的制服；一个是故香蒂埃太太，绾着一个古式的髻。窗帘用的是都尔红绸，两旁用系有大坠子的丝带吊起。这种奢华的装饰，跟葛朗台一家的习惯很不调和，原来是买进这所屋子的时候就有的，连镜框、座钟、花绸面的家具、红木酒橱等都是。

靠门的窗洞下面，一张草坐垫的椅子放在一个木座上，使葛朗台太太坐了可以望见街上的行人。另外一张褪色樱桃木的女红台，把窗洞的空间填满了，近旁还有欧也妮的小靠椅。

十五年以来，从4月到11月，母女俩就在这个位置上安安静静地消磨日子，手里永远拿着活计。11月1日，她们可以搬到壁炉旁边过冬了。只有到那一天，葛朗台才答应开始在堂屋里生火，到3月30日就得熄掉，不管春寒也不管早秋的凉意。4月和10月里最冷的日子，长脚拿侬想法从厨房里腾出些柴炭，安排一只脚炉，给太太和小姐挡挡早晚的寒气。

全家的内衣被服都归母女俩负责，她们专心一意，像女工一样整天劳作，甚至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方挑花领，也只能腾出睡眠的时间来做，还得想出借口来骗取父亲的蜡烛。多年来，女儿与拿侬用的蜡烛，吝啬鬼总是亲自分发的，正如每天早上分发面包和食物一样。

也许只有长脚拿侬受得了她主人的那种专制。索漠城里都羡慕葛朗台夫妇有这样一个老妈子。大家叫她长脚拿侬，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她在葛朗台家已经做了三十五年。虽然一年的工薪只有六十法郎，大家已经认为她是城里最有钱的女仆了。一年六十法郎，积了三十五年，最近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在公证人克罗旭那儿做终身年金。这笔长期不断的积蓄，似乎是一个了不得的数目。每个女佣看见这个上了六十岁的老妈子有了老年的口粮，都十分眼热，却没有想到这份口粮是辛辛苦苦做牛马换来的。

二十二岁的时候，这可怜的姑娘到处没有人要，她的脸丑得叫人害怕；其实这么说是过分的，把她的脸放在一个掷弹兵的脖子上，还可受到人家称赞哩；可是据说什么东西都要相称。她先是替农家放牛，农家遭了火灾，她就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进城来找事。

那时葛朗台正想自立门户，预备娶亲。他瞥见了这到处碰壁的女孩子。以箍桶匠的眼光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准没有错的：她体格像大力士，站在那儿仿佛一株六十年的橡树，根牢固实，粗大的腰围，四方的背脊，一双手像个赶车的，诚实不欺的德性，正如她的贞操一般纯洁无瑕；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榨取多少利益，他算得清清楚楚。雄赳赳的脸上生满了疣，紫赯赯的皮色，青筋隆起的胳膊，褴褛的衣衫，拿侬这些外表并没吓退箍桶匠，虽然他那时还在能够动心的年纪。他给这个可怜的姑娘衣着、鞋袜、膳宿，出了工钱雇用她，也不过分地虐待、糟蹋。

长脚拿侬受到这样的待遇，暗中快活得哭了，就一片忠心地服侍箍桶匠。而箍桶匠当她家奴一般利用。拿侬包办一切：煮饭，蒸洗东西，拿衣服到洛阿河边去洗，担在肩上回来；天一亮就起身，深夜才睡觉；收成时节，所有短工的饭食都归她料理，还不让人家捡取掉在地下的葡萄；她像一条忠心的狗一样保护主人的财产。总之，她对他信服得五体投地，无论他什么想入非非的念头，她都不哼一声地服从。1811年那有名的一年[3]收获季节特别辛苦，这时拿侬已经服务了二十年，葛朗台才发狠赏了她一只旧表，那是她到手的唯一礼物。固然，他一向把穿旧的鞋子给她（她正好穿得上），但是每隔三个月得来的鞋子，已经那么破烂，不能叫做礼物了。可怜的姑娘因为一无所有，变得吝啬不堪，终于使葛朗台像喜欢一条狗一样地喜欢她，而拿侬也心甘情愿让人家把链条套上脖子，链条上的刺，她已经不觉得痛了。

要是葛朗台把面包割得过分小气了一点，她决不抱怨；这份人家饮食严格，从来没有人闹病，拿侬也乐于接受这卫生的好处。而且她跟主人家已经打成一片：葛朗台笑，她也笑；葛朗台发愁、挨冷、取暖、工作，她也跟着发愁、挨冷、取暖、工作。这样不分彼此的平等，还不算甜蜜的安慰吗？她在树底下吃些杏子、桃子、枣子，主人从来不埋怨。

有些年份的果子把树枝都压弯了，佃户们拿去喂猪，于是葛朗台对拿侬说：“吃呀，拿侬，尽吃。”

这个穷苦的乡下女人，从小只受到虐待，人家为了善心才把她收留下来；对于她，葛朗台老头那种教人猜不透意思的笑，真像一道阳光似的。而且拿侬单纯的心，简单的头脑，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一个念头。三十五年如一日，她老是看到自己站在葛朗台先生的工场前面，赤着脚，穿着破烂衣衫，听见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好孩子？”她心中的感激永远是那么新鲜。

有时候，葛朗台会想到，这个可怜虫从没听见一句奉承的话，完全不懂女人所能获得的那些温情；将来站在上帝前面受审，她比圣母玛丽亚还要贞洁。葛朗台想到这些，不禁动了怜悯，望着她说：

“可怜的拿侬！”

老用人听了，总是用一道难以形容的目光瞧他一下。时常挂在嘴边的这句感叹，久已成为他们之间不断的友谊的链锁，而每说一遍，链锁总多加上一环。出诸葛朗台的心坎，而使老姑娘感激的这种怜悯，不知怎样总有一点儿可怕的气息。这种吝啬鬼的残酷的怜悯，在老箍桶匠是因为想起在用人身上刮到了多少好处而得意，在拿侬却是全部的快乐。“可怜的拿侬！”这样的话谁不会说？但是说话的音调，语气之间莫测高深的惋惜，可以使上帝认出谁才是真正的慈悲。

索漠有许多家庭待用人好得多，用人却仍然对主人不满意。于是又有这样的话流传了：

“葛朗台他们对长脚拿侬怎么的，她会这样的忠心？简直肯替他们拼命！”

厨房临着院子，窗上装有铁栅，老是干净、整齐、冷冰冰的，真是守财奴的灶屋，没有一点儿糟蹋的东西。拿侬晚上洗过碗盏，收起剩菜，熄了灶火，便到跟厨房隔着一条过道的堂屋里绩麻，跟主人们在一块。这样，一个黄昏全家只消点一支蜡烛了。老妈子睡的是过道底上的一个小房间，只消有一个墙洞漏进一些日光；躺在这样一个窝里，她结实的身体居然毫无亏损，她可以听见日夜都静悄悄的屋子里的任何响动。像一条看家狗似的，她竖着耳朵睡觉，一边休息一边守夜。

屋子其余的部分，等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再来描写。但全家精华所在的堂屋的景象，已可令人想见楼上的寒碜了。

1819年，秋季的天气特别好；到11月中旬某一天傍晚时分，长脚拿侬才第一次生火。那一天是克罗旭与台·格拉桑两家记得清清楚楚的节日。双方六位人马，预备全副武装，到堂屋里交一交手，比一比谁表示得更亲热。

早上，索漠的人看见葛朗台太太和葛朗台小姐，后边跟着拿侬，到教堂去望弥撒，于是大家记起了这一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神甫、克·特·篷风先生，算准了葛朗台家该吃完晚饭的时候，急急忙忙赶来，要抢在台·格拉桑一家之前，向葛朗台小姐拜寿。三个人都捧着从小花坛中摘来的大束的花。所长那束，花梗上很巧妙地裹着金色的繸子的白缎带。

每逢欧也妮的生日和本名节日[4]，照例葛朗台清早就直闯到女儿床边，郑重其事地把他身为父亲的礼物亲手交代，十三年来的老规矩，都是一枚稀罕的金洋。

葛朗台太太总给女儿一件衣衫，或是冬天穿的，或是夏天穿的，看什么节而定。这两件衣衫，加上父亲在元旦跟他自己的节日所赏赐的金洋，她每年小小的收入大概有五六百法郎，葛朗台很高兴地看她慢慢地积起来。这不过是把自己的钱换一只口袋罢了，而且可以从小培养女儿的吝啬。他不时盘问一下她财产的数目——其中一部分是从葛朗台太太的外婆那里来的——盘问的时候总说：

“这是你陪嫁的压箱钱呀。”

所谓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风俗，法国中部有些地方至今还很郑重地保留在那里。裴里、安越那一带，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不是娘家便是婆家，总得给她一笔金洋或银洋，或是十二枚，或是一百四十四枚，或是一千二百枚，看家境而定。最穷的牧羊女出嫁，压箱钱也非有不可，就是拿大铜钱充数也是好的。伊苏屯地方，至今还谈论曾经有一个有钱的独养女儿，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洋。凯塞琳·特·梅迭西斯嫁给亨利二世，她的叔叔教皇克雷门七世送给她一套古代的金勋章，价值连城。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看见女儿穿了新衣衫格外漂亮，便喜欢得什么似的，嚷道：

“既然是欧也妮生日，咱们生起火来，取个吉利吧！”

长脚拿侬撤下饭桌上吃剩的鹅，箍桶匠家里的珍品，一边说：“小姐今年一定要大喜了。”

“索漠城里没有合适的人家哦。”葛朗台太太接口道，她一眼望着丈夫的那种胆怯的神气，以她的年龄而论，活现出可怜的女人是一向对丈夫服从惯的。

葛朗台端详着女儿，快活地叫道：

“今天她刚好二十三了，这孩子。是咱们操心的时候了。”

欧也妮和她母亲心照不宣地彼此瞧了一眼。

葛朗台太太是一个干枯的瘦女人，皮色黄黄的像木瓜，举动迟缓，笨拙，就像那些生来受磨折的女人。大骨骼，大鼻子，大额角，大眼睛，一眼望去，好像既无味道又无汁水的干瘪果子。黝黑的牙齿已剩不多几颗，嘴巴全是褶皱，长长的下巴颏儿往上钩起，像只木底靴。可是她为人极好，真有裴德里埃家风。克罗旭神甫常常有心借机会告诉她，说她当初并不怎样难看，她居然会相信。她性情柔和得像天使，忍耐功夫不下于给孩子们捉弄的虫蚁，少有的虔诚，平静的心境绝对不会骚乱，一片好心，个个都可怜她，敬重她。

丈夫给她的零用，每次从不超过六法郎。虽然相貌奇丑，她的陪嫁与承继的遗产，给葛朗台先生带来三十多万法郎。然而她始终诚惶诚恐，仿佛寄人篱下似的；天性的柔和，使她摆脱不了这种奴性，她既没要求过一个钱，也没对克罗旭公证人教她签字的文件表示过异议。支配这个女人的，只有闷在肚里的那股愚不可及的傲气，以及葛朗台非但不了解还要加以伤害的慷慨的心胸。

葛朗台太太永远穿一件淡绿绸衫，照例得穿上一年；戴一条棉料的白围巾，头上一顶草帽，差不多永远系一条黑纱围身。她难得出门，鞋子很省。总之，她自己从来不想要一点儿什么。

有时，葛朗台想起自从上次给了她六法郎以后已经有好久了，觉得过意不去，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上添注一笔，要买主掏出些中金给他太太。向葛朗台买酒的荷兰商人或比利时商人，总得破费上百法郎，这就是葛朗台太太一年之中最可观的进款。

可是，她一朝拿到了上百法郎，丈夫往往对她说，仿佛他们用的钱一向是公账似的：“借几个子儿给我，好不好？”可怜的女人，老是听到忏悔师说男人是她的夫君，是她的主人，所以觉得能够帮他忙是最快活不过的，一个冬天也就还了他好些中金。

葛朗台掏出了做零用、买针线、付女儿衣着的六法郎月费，把钱袋扣上之后，总不忘了向他女人问一声：

“喂，妈妈，你想要一点儿什么吗？”

“哦，那个，慢慢再说吧。”葛朗台太太回答，她觉得做母亲的应该保持她的尊严。

这种伟大真是白费！葛朗台自以为对太太慷慨得很呢。像拿侬、葛朗台太太、欧也妮小姐这等人物，倘使给哲学家碰到了，不是很有理由觉得上帝的本性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吗？

在初次提到欧也妮婚事的那餐晚饭之后，拿侬到楼上葛朗台先生房里拿一瓶果子酒，下来的时候几乎摔了一跤。

“蠢东西，”葛朗台先生叫道，“你也会栽斤斗吗，你？”

“哎哟，先生，那是你的楼梯不行呀。”

“不错，”葛朗台太太接口，“你早该修理了，昨天晚上，欧也妮也险些儿扭坏了脚。”

葛朗台看见拿侬脸色发白，便说：

“好，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你又几乎摔跤，就请你喝一杯果子酒压压惊吧。”

“真是，这杯酒是我拿命拼来的哦。换了别人，瓶子早已摔掉了；我哪怕碰断肘子，也要把酒瓶擎得老高，不让它砸破呢。”

“可怜的拿侬！”葛朗台一边说一边替她斟酒。

“跌痛没有？”欧也妮很关切地望着她问。

“没有，我挺一挺腰就站住了。”

“得啦，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葛朗台说，“我就去替你们修理踏级吧。你们这般人，就不会拣结实的地方落脚。”

葛朗台拿了烛台，走到烤面包的房里去拿木板、钉子和工具，让太太、女儿、用人坐在暗里，除了壁炉的活泼的火焰之外，没有一点儿光亮。拿侬听见他在楼梯上敲击的声音，便问：

“要不要帮忙？”

“不用，不用！我会对付。”老箍桶匠回答。

葛朗台一边修理虫蛀的楼梯，一边想起少年时代的事情，直着喉咙打唿哨。这时候，三位克罗旭来敲门了。

“是你吗，克罗旭先生？”拿侬凑在铁栅上张了一张。

“是的。”所长回答。

拿侬打开大门，壁炉的火光照在环洞里，三位克罗旭才看清了堂屋的门口。拿侬闻到花香，便说：

“啊！你们是来拜寿的。”

“对不起，诸位，”葛朗台听出了客人的声音，嚷道，“我马上就来！不瞒你们说，楼梯的踏级坏了，我自己在修呢。”

“不招呼，不招呼！葛朗台先生。区区煤炭匠，在家也好当市长。”所长引经据典地说完，独自笑开了，却没有人懂得他把成语改头换面，影射葛朗台当过区长。

葛朗台母女俩站了起来。所长趁堂屋里没有灯光，便对欧也妮说道：

“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祝贺你年年快乐，岁岁康强！”

说着，他献上一大束索漠城里少有的鲜花，然后抓着独养女儿的肘子，把她脖子两边亲了一下，那副得意的神气把欧也妮羞得什么似的。所长，像一口生锈的大铁钉，自以为这样就是追求女人。

“所长先生，不用拘束啊，”葛朗台走进来说，“过节的日子，照例得痛快一下。”

克罗旭神甫也捧着他的一束花，接口说：

“跟令爱在一块儿，舍侄觉得天天都是过节呢。”

说完话，神甫吻了吻欧也妮的手。公证人克罗旭却老实不客气亲了她的腮帮，说：

“哎，哎，岁月催人，又是一年了。”

葛朗台有了一句笑话，轻易不肯放弃，只要自己觉得好玩，会三番四复地说个不休。他把烛台往座钟前面一放，说道：

“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咱们就大放光明吧！”

他很小心地摘下灯台上的管子，每根按上了灯芯盘，从拿侬手里接过一根纸卷的新蜡烛，放入洞眼，插妥了，点上了，然后走去坐在太太旁边，把客人、女儿和两支蜡烛，轮流打量过来。克罗旭神甫矮小肥胖，浑身是肉，茶红的假头发，像是压扁了的，脸孔像个爱开玩笑的老太婆，套一双银搭扣的结实的鞋子。他把脚一伸，问道：

“台·格拉桑他们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葛朗台回答。

“他们会来吗？”老公证人扭动着那张脚炉盖似的脸，问。

“我想会来的。”葛朗台太太回答。

“府上的葡萄收完了吗？”特·篷风所长向葛朗台打听。

“统统完了！”葛朗台老头说着，站起身来在堂屋里踱步，他把胸脯一挺的那股劲儿，跟“统统完了”四个字一样骄傲。

长脚拿侬不敢闯入过节的场面，便在厨房内点起蜡烛，坐在灶旁预备绩麻。葛朗台从过道的门里瞥见了，踱过去嚷道：

“拿侬，你能不能灭了灶火，熄了蜡烛，上我们这儿来？嘿！这里地方大得很，怕挤不下吗？”

“可是先生，你们那里有贵客哪。”

“怕什么？他们不跟你一样是上帝造的吗？”

葛朗台说完又走过来问所长：

“府上的收成脱手没有？”

“没有。老实说，我不想卖。现在的酒固然好，过两年更好。你知道，地主都发誓要坚持公议的价格。那些比利时人这次休想占便宜了。他们这回不买，下回还是要来的。”

“不错，可是咱们要齐心啊。”葛朗台的语调，教所长打了一个寒噤。

“他会不会跟他们暗中谈判呢？”克罗旭心里想。

这时大门上锤子响了一下，报告台·格拉桑一家来了。葛朗台太太和克罗旭神甫才开始的话题，只得搁过一边。

台·格拉桑太太是那种矮小活泼的女人，身材肥胖，皮肤白里泛红，过着修道院式的内地生活，律身谨严，所以在四十岁上还显得年轻。这等女子仿佛过时的最后几朵蔷薇，教人看了舒服，但它们的花瓣有种说不出的冰冷的感觉，香气也淡薄得很了。她穿着相当讲究，行头都从巴黎带来，索漠的时装就把她做标准，而且家里经常举行晚会。

她的丈夫在拿破仑的禁卫军中当过连长，在奥斯丹列兹一役受了重伤，退伍了，对葛朗台虽然尊敬，但是爽直非凡，不失军人本色。

“你好，葛朗台。”他说着向葡萄园主伸出手来，一副俨然的气派是他一向用来压倒克罗旭的。向葛朗台太太行过礼，他又对欧也妮说：“小姐，你老是这样美，这样贤惠，简直想不出祝贺你的话。”

然后他从跟班手里接过一口匣子递过去，里面装着一株好望角的铁树，这种花还是最近带到欧洲而极少见的。

台·格拉桑太太非常亲热地拥抱了欧也妮，握着她的手说：

“我的一点小意思，教阿道夫代献吧。”

一个头发金黄、个子高大的青年，苍白，娇弱，举动相当文雅，外表很羞怯，可是最近到巴黎念法律，膳宿之外，居然花掉上万法郎。这时他走到欧也妮前面，亲了亲她的腮帮，献上一个针线匣子，所有的零件都是镀金的；匣面上哥特式的花体字，把欧也妮姓名的缩写刻得不坏，好似做工很精巧，其实全部是骗人的起码货。

欧也妮揭开匣子，感到一种出乎意料的快乐，那是使所有的少女脸红，高兴得发抖的快乐。她望着父亲，似乎问他可不可以接受。葛朗台说一声：“收下吧，孩子！”那强劲有力的音调竟可以使一个角儿成名呢。

这样贵重的礼物，独养女儿还是第一遭看见，她的快活与兴奋的目光，使劲盯住了阿道夫·台·格拉桑，把三位克罗旭看呆了。台·格拉桑先生掏出鼻烟壶，让了一下主人，自己闻了一下，把蓝外套纽孔上“荣誉团”丝带上的烟末，抖干净了，旋过头去望着几位克罗旭，神气之间仿佛说：“嘿，瞧我这一手！”

台·格拉桑太太就像一个喜欢讥笑人家的女子，装做特意寻找克罗旭他们的礼物，把蓝瓶里的鲜花瞅了一眼。在这番微妙的比赛中，大家围坐在壁炉前面；克罗旭神甫却丢下众人，径自和葛朗台踱到堂屋那一头，离台·格拉桑最远的窗洞旁边，咬着守财奴的耳朵说：

“这些人简直把钱往窗外扔。”

“没有关系，反正是扔在我的地窖里。”葛朗台回答。

“你给女儿打把金剪刀也打得起呢。”神甫又道。

“金剪刀有什么稀罕，我给她的东西名贵得多哩。”

克罗旭所长那猪肝色的脸本来就不体面，加上乱蓬蓬的头发，愈显得难看了。神甫望着他，心里想：

“这位老侄真是一个傻瓜，一点讨人喜欢的小玩意儿都想不出来！”

这时台·格拉桑太太嚷道：

“咱们陪你玩一会儿牌吧，葛朗台太太。”

“这么多人，好来两局呢……”

“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你们不妨来个摸彩的玩意儿，让两个孩子也参加。”老箍桶匠一边说一边指着欧也妮和阿道夫，他自己是什么游戏都从不参加的。

“来，拿侬，摆桌子。”

“我们来帮忙，拿侬。”台·格拉桑太太很高兴地说，她因为得了欧也妮的欢心，快活得不得了。那位独养女儿对她说：

“我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快乐过，我从没见过这样漂亮的东西。”

台·格拉桑太太便咬着她的耳朵：

“那是阿道夫从巴黎捎来的，他亲自挑的呢。”

“好，好，你去灌迷汤吧，刁钻促狭的鬼女人！”所长心里想，“一朝你家有什么官司落在我手中，不管是你的还是你丈夫的，哼，看你有好结果吧。”

公证人坐在一旁，神色泰然地望着神甫，想道：

“台·格拉桑他们是白费心的。我的家私，我兄弟的，侄子的，合在一起有一百十万。台·格拉桑最多也不过抵得一半，何况他们还有一个女儿要嫁！好吧，他们爱送礼就送吧！终有一天，独养女儿跟他们的礼物，会一股脑儿落在咱们手里的。”

八点半，两张牌桌端整好了。俊俏的台·格拉桑太太居然能够把儿子安排在欧也妮旁边。各人拿着一块有数目字与格子的纸板，抓着蓝玻璃的码子，开始玩了。这聚精会神的一幕，虽然表面上平淡无奇，所有的角儿装做听着老公证人的笑话——他摸一颗码子，念一个数目，总要开一次玩笑——其实都念念不忘地想着葛朗台的几百万家私。

老箍桶匠踌躇满志地把台·格拉桑太太时髦的打扮，粉红的帽饰，银行家威武的脸相，还有阿道夫、所长、神甫、公证人的脑袋，一个个地打量过来，暗自想道：

“他们都看中我的钱，为了我女儿到这儿来受罪。哼！我的女儿，休想。我就利用这般人替我钓鱼！”

灰色的老客厅里，黑魆魆的只点两支蜡烛，居然也有家庭的欢乐；拿侬的纺车声，替众人的笑声当着伴奏，可是只有欧也妮和她母亲的笑才是真心的；小人的心胸都在关切重大的利益；这位姑娘受到奉承，包围，以为他们的友谊都是真情实意，仿佛一只小鸟全不知道给人家标着高价作为赌注。这种种使那天晚上的情景显得又可笑又可叹。这原是古往今来到处在搬演的活剧，这儿不过表现得最简单罢了。利用两家的假殷勤而占足便宜的葛朗台，是这一幕的主角，有了他，这一幕才有意义。单凭这个人的脸，不是就象征了法力无边的财神，现代人的上帝吗？

人生的温情在此只居于次要地位，它只能激动拿侬、欧也妮和她母亲三颗纯洁的心。而且她们能有这么一点天真，还是因为她们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葛朗台的财富，母女俩全不知道；她们对人生的看法，只凭一些渺茫的观念，对金钱既不看重也不看轻，她们一向就用不到它。她们的情感虽然无形中受了伤害，依旧很强烈，而且是她们生命的真谛，使她们在这一群唯利是图的人中间别具一格。人类的处境就是这一点可怕！没有一宗幸福不是靠糊涂得来的。

葛朗台太太中了十六个铜子的彩；在这儿是破天荒第一遭的大彩；长脚拿侬看见太太有这许多钱上袋，快活得笑了。正在这时候，大门上砰的一声，锤子敲得那么响，把太太们吓得从椅子里直跳起来。

“这种敲门的气派决不是本地人。”公证人说。

“哪有这样敲法的！”拿侬说，“难道想砸破大门吗？”

“哪个混账东西！”葛朗台咕噜着。

拿侬在两支蜡烛中拿了一支去开门，葛朗台跟着她。

“葛朗台！葛朗台！”他太太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望堂屋门口追上去叫。

牌桌上的人都面面相觑。

“咱们一块儿去怎么样？”台·格拉桑说，“这种敲门有点儿来意不善。”

台·格拉桑才看见一个青年人的模样，后面跟着驿站上的脚夫，扛了两口大箱子，拖了几个铺盖卷，葛朗台便突然转过身来对太太说：

“玩你们的，太太，让我来招呼客人。”

说着，他把客厅的门使劲一拉。那些骚动的客人都归了原位，却并没玩下去。台·格拉桑太太问她的丈夫：

“是不是索漠城里的人？”

“不，外地来的。”

“一定是巴黎来的了。”

公证人掏出一只两指厚的老表，形式像荷兰战舰，瞧了瞧说：

“不错，正九点。该死，驿车倒从来不脱班。”

“客人还年轻吗？”克罗旭神甫问。

“年轻，”台·格拉桑答道，“带来的行李至少有三百斤。”

“拿侬还不进来。”欧也妮说。

“大概是府上的亲戚吧。”所长插了句嘴。

“咱们下注吧，”葛朗台太太轻声轻气地叫道，“听葛朗台的声音，他很不高兴；也许他不愿意我们谈论他的事。”

“小姐，”阿道夫对坐在旁边的欧也妮说，“一定是你的堂兄弟葛朗台，一个挺漂亮的青年，我在纽沁根先生家的跳舞会上见过的。”

阿道夫停住不说了，他给母亲踩了一脚。她高声叫他拿出两个铜子来押，又咬着他的耳朵：

“别多嘴，你这个傻瓜！”

这时大家听见拿侬和脚夫走上楼梯的声音，葛朗台带着客人进了堂屋。几分钟以来，个个人都给不速之客提足了精神，好奇得不得了，所以他的到场，他的出现，在这些人中间，犹如蜂房里掉进了一只蜗牛，或是乡下黝黑的鸡场里闯进了一只孔雀。

“到壁炉这边来坐吧。”葛朗台招呼他。

年轻的陌生人就座之前，对众人客客气气鞠了一躬。男客都起身还礼，太太们都深深地福了一福。

“你冷了吧，先生？”葛朗台太太说，“你大概从……”

葛朗台捧着一封信在念，马上停下来截住了太太的话：

“嘿！娘儿腔！不用烦，让他歇歇再说。”

“可是父亲，也许客人需要什么呢。”欧也妮说。

“他会开口的。”老头儿厉声回答。

这种情形只有那位生客觉得奇怪。其余的人都看惯了这个家伙的霸道。客人听了这两句问答，不禁站起身子，背对着壁炉，提起一只脚烘烤靴底，一面对欧也妮说：

“大姐，谢谢你，我在都尔吃过晚饭了。”他又望着葛朗台说：“什么都不用费心，我也一点儿不觉得累。”

“先生你是从京里来的吧？”台·格拉桑太太问。

查理（这是巴黎葛朗台的儿子的名字）听见有人插嘴，便拈起用金链挂在项下的小小的手眼镜，凑在右眼上瞧了瞧桌上的东西和周围的人物，非常放肆地把眼镜向台·格拉桑太太一照，他把一切都看清楚了，才回答说：

“是的，太太。”——他又回头对葛朗台太太说：“哦，你们在摸彩，伯母。请呀，请呀，玩下去吧，多有趣的玩意儿，怎么好歇手呢！……”

“我早知道他就是那个堂兄弟。”台·格拉桑太太对他做着媚眼，心里想。

“四十七，”老神甫嚷道，“嗳，台·格拉桑太太，放呀，这不是你的号数吗？”

台·格拉桑先生抓起一个码子替太太放上了纸板。她却觉得预兆不好，一忽儿望望巴黎来的堂兄弟，一忽儿望望欧也妮，想不起摸彩的事了。年轻的独养女儿不时对堂兄弟瞟上几眼，银行家太太不难看出她越来越惊讶、越来越好奇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