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下）（张中行全集）

我说或写，多次提到机遇，说想到机遇就感到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而穷达、顺逆、祸福、得失、苦乐等都像是由它那里来。关于机遇，限于己身，可说的也太多了，这里只说与汉语课本有关的。记得由1954年2月参加编写起，到1958年4月汉语课撤消止，连续四年多，经历的事不少，所得也不少。纵使够不上千头万绪，也总是百头千绪，说就要从头来。

头是中学语文课分为文学、汉语两门。分，仍有头，是：一，希望这门课有高效率，主要是学生毕业后能用笔准确通顺地表情达意，可是效率总是高不上去；二，其时任何事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件事自然也不能例外，他们是分为文学、俄语两门，推想这必是灵丹妙药，于是决定分为文学、汉语两门。一分为二上课，先要有教材。编教科书是大事，要请专家主持其事。文学选定吴伯箫，社内的副总编辑，由延安来的文学家兼作家。汉语选定吕叔湘，因为不久前，他和朱德熙合写了供大家学习的《语法修辞讲话》。吕先生是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人，主持编汉语课本，社里送一顶副总编辑的帽子，名义上也就成为社里人。估计开始组编写班子必在我参加之前的两三个月，因为我第一次去，已经在语言研究所的院内设置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办公地点。那是面西大门内以北的几间西房，室内放几个办公桌。吕先生之下还有负全面之责兼动笔的，是张志公。此外还有语言研究所的陈治文，也是负责写；吕先生的夫人程师母，说是只管抄抄写写。以参加时间早晚为序，我排行第五。其后调来参加编写的还有来于哈尔滨的吕冀平，来于福州的洪心衡，来于苏州的郭翼舟，来于北京的徐枢。办公地点曾两移，先移教育部（在西单北二龙路郑王府）内小红楼，再移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第二院的工字楼。移小红楼的时候，程师母和陈治文不参加了。移景山东街，编写工作结束前后，洪心衡、吕冀平、徐枢也陆续离开，最后剩下张志公、郭翼舟和我，并入语文室工作，还是偏重编汉语知识那部分。

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调我去编汉语课本。选定我，像是没有来由，因为：一，我没研究过语法；二，如果人只能分作光彩和不光彩两堆，我是属于不光彩那一堆的。不知为不知，是至圣先师的主张；我则有更进一步的悟解，是与己有关的许多事，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与其知道，不如不知道。先师俞平伯词有句云，“闻道同衾还隔梦”，同衾人另有梦，你想知道，问，如果有如庄周，“梦为蝴蝶”，据实陈述，可皆大欢喜，如果所梦非草木虫鱼之类，那就还是以不问为好，盖不知心里可以安然，所以我至今还是没有问。言归正传，是从受命兼编汉语课本之后，每周的公务我就分而治之，出同一家门，骑同一辆自行车，一、三、六西南行，到西单北进大木仓口，入教育部小红楼内的检查科，做检查书稿或修润书稿的工作；二、四、五东南行，过北大红楼，进东厂胡同转北到太平胡同，入语言研究所之门，做编写汉语课本的工作。以下专说这东南行的生活。

吕叔湘先生我见过几次，张志公先生同我很熟，程师母和陈治文先生则是初次见面。感觉都富于文气和古风，所以名为上班，却颇像到相知的书斋里小坐，心情是愉快而安然。吕先生学问和文章为人所共见，用不着说；为人则是多交往之后，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借用孟子的话说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朴实，真率，没有一点学者架子。见面，当然要谈谈工作。重点是编汉语语法的教材（还有文字、语音等方面的知识），动笔之前，先要决定采用什么语法体系（包括语法术语），因为汉语语法虽然还很年轻，却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推想吕先生是了解我乃十足的门外汉，所以布置工作，开卷第一回是温课，即看看已问世的语法（主要是现代汉语）著作，然后考虑采用什么体系。这就我说是急来抱佛脚，因为不抱就没有能力动笔，也就只好抱。幸而这方面的著作并不很多，连外国的以及住在外国的也算在内，举其大要，不过是高本汉、赵元任、马建忠、陈承泽、刘复、黎锦熙、何容、王力、吕叔湘、语言研究所（合编《语法讲话》）等若干家。记得上班就翻看，大致用了两三个月，该看的都过了目。所得呢，是存于心的三种：一，他们都讲了什么；二，由看法不同而来的一些问题；三，孰高孰下的一点己见。是后来，还多了一些深的悟解，可以总括为两种。其一是学这一门知识（不求通晓深一层的理论）比较容易，即如我这中下之才，合为全月计，只是一两个月，也就可以在人前夸夸其谈，在纸上说三道四，让惯于耳食的人看作门内汉了。其他门类，不要说入室，就是升堂，也总是非几年苦功不可。其二，语言现象，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成分，当然有研究的价值。但语言来于约定（如此约，如此定，大致有规律可循）俗成（俗是由偶尔变为通行，有脱离规律的任意性），想学好，就不能多寄希望于语法知识，就是说，语法知识的价值主要是学术性的，不是实用性的。

我们编，主观的想法是学术和实用兼顾。动手写，就要变主观为客观，这，学术的关不好过，实用的关更不好过，因为，比如体系和术语，虽然很难做到天衣无缝，究竟还可以尽人力，至于学了真就能够变笔下的不通为通，就只能听天命了。这学术和实用的二分法，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认识，至于吕先生和张先生二位，其时大概还是合二为一的。实用不可见，或说还要听下回分解；尽人力，现在当下，就只能在体系和术语的选定，以及讲说的详略上下功夫。记得在这方面，由于常常举棋不定，甚至后想的推翻先想的，耗时间不少。但终于不得不动笔，最后也就只能择一而从。未必是博善而从，譬如析句，成分指单词不指词组，我就认为一定要带来很多麻烦。大计决定以后，人力逐渐增加，上下一齐动手，因为是教材，不能不慎重，编写工作不慢不快地进行。一册，二册，三册，四册，陆续印出来了。还是为慎重，先交一部分学校试教，然后推广。可惜的是，试教，推广，这文学、汉语的二分法究竟好不好，很难证明，调查，问人，人各有见，正如一切其他的大小事，好不好，可行不可行，最后只能看在上者的脸色。不知道是谁表示了反对意见，文学、汉语出生不久就都停止，合为语文一种，已编成的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成为新古董，陈之高阁了。勉强说，汉语课本还有余韵，是汉语课停止之后，人（郭翼舟和我）和书（课本）废物利用，由吴伯箫（领导语文室的副总编辑）布置，编了一本《汉语知识》，正式出版发行，也许有一些人买了看看吧。

俗话说，凡事有得必有失，这句话经常对，却不是永远对，即如我参加编写汉语课本的几年，回想，算得失之账，至少是自己觉得，是只有得而没有失。得还不止一种，而且有的分量不轻，所以就不能不多费些笔墨。为眉目清楚，分项。

其一是关于学的。我一向认为，凡是可信的学问（言外意是有不可信的，如用《易经》占卜，用气功治病之类），多学一种比少学一种好。我一生用语言（说和写），有机会亲近语法，可以有大得，是较清楚地了解语言是怎么回事；还可以有小得，是小名小利，小名者，有的人宽厚，开语法学者的名单，会大笔一挥写上我，小利者，可以写以语法为题材的文章换有大用的钱（以后还要专题说）。其二是关于人的。是借编写汉语课本的机缘，我认识一些人，至今还记在心里，以得识荆为幸的。由内而外说几位。

吕叔湘先生。关于吕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吕叔湘》，收入《月旦集》），主要是谈他的治学和为人，都值得学习，这里不想重复。还说些什么呢？我想，是应该加说，我多有机会学而没有学，或没有学好。可是借吕先生的光却不少。能够参与编写汉语课本可能是最大的。其次是八十年代初，我写了几篇谈学习文言的文章，愿意借此换些小名小利，把文稿送给他看，他不只通读，提些修改意见，而且惠以书名为《文言津逮》，写了序。（198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后不久，承他不弃，让我同他合编《文言读本续编》，完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88年），我就真是附骥尾以传了。曹公孟德有句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我这里说一点点与吕先生的交往，也只是心念旧恩而已。附带说说吕先生夫人程师母，她朴实、温厚，性格之好，在旧时代也是罕见的。

张志公先生。由五十年代前期起，到不久前我往医院看他止，连续四十年有零，我们的交往，以及他给我的帮助，太多了。多，万言难尽，也就只好走间道，只写一点点我认为值得说说的。有几个熟人，都小于我九岁，他是其中之一。但他年龄虽小，处理世事的本领却高于我千百倍，以是，碰到大道多歧，我不知道应该走上哪一条的时候就找他。他总是能够衡量轻重，明确指出应该如何如何，而照做，虽然未必冠冕，却总是平安的。这就可证，我们的交谊已非一般。还可以补说个小事，以形容这非一般。是在凤阳干校接受改造时期，我和他都是常常受批受斗的，记得一次他受批斗，是因为过节，根据通知，买了剩余的酒。而就在这之后，我们碰巧在一起吃饭，看看左近没人，就共同喝了我珍藏的二三两剩余的酒。真想不到，在无理可讲的压力之下，犯“法”竟也成为至乐。何以称为至乐？是暴风刮过之后，我们曾对坐喝茅台，却感到，外，酒之味，内，心之乐，都远不如彼时了。

吕冀平先生。论年岁，我同这位小吕先生，相差二十有余，可是他调来北京，在同一室工作之后，没有几天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口，谈得来，还要加上无话不说。笔，也是合得来，一直到合写文章换砂锅白肉钱。单说砂锅，白肉，是因为他特别爱吃这一味。他还好游，为公，同游过大明湖、泰山等地可以不说；还有私，是同游圆明园遗址的西洋楼（正名远瀛观）等地。汉语停了，他故土难离，回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人远了，情谊却还是如共朝夕之时。值得记下来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八十年代前期，我写了些回忆的小文，集为《负暄琐话》，当然想出版，可是人微言轻，谁肯接受呢？语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只好寄给他。是靠他明写序文，暗大吹捧，哈尔滨才有个出版社认赔钱印了。另一件，是缘于半个世纪前的一段经历，有人在背后反反复复说抑人扬己的话，他怕我旧病复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来信一再说：“要沉默，而且到底。”我觉得这才是“爱人以德”，值得长记于心的。

说起爱人以德，还要大书特书一件，是“朋友”的“与朋友共”，具体说是因为他，我才得结识张铁铮先生。他和张先生是同住哈尔滨的多年好友，好到一生结交许多人，排队，最近的一名，吕的一方必是张铁铮，张的一方必是吕冀平。解放以后，张先来北京，到《教育报》，吕略晚来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们仍如在哈尔滨，有机会就一起喝啤酒，外加砂锅居的砂锅白肉。人之性，吃喝时必佐以闲谈，于是就说到我。记得第一次是张先生来看我，也如与吕，我们很快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五十年代晚期，吕先生回哈尔滨，至少是形迹上，我和张先生就成为最亲近并常聚会的朋友。情谊有浅的，是对坐闲谈，上天下地，同喝白酒，同为郊外之游等等；还有深的，是风风雨雨之时，唯恐对方不能安身立命。到八十年代，风雨停了，我们还合力，编注了三本《文言文选读》。书完成，见面的“理由”少了，可是他至多隔两三周，必推门而入，照例说：“我没事，只是来看看您。”不幸是天不给他好身体，心脏出了毛病，以致只能在家里静养。通信通电话不难，只是我有时进城，坐办公室，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叩门声了，想到世上稀有的像他这样的古道热肠，心未远而不能常会面，不禁为之凄然。

陈治文先生。论年龄，陈先生也是小字号，可是人老练，学问扎实，为人同样是古道热肠，我敬重他，愿意同他交往。我们在语言研究所相处时间不很长，只是一年多，可是情谊很厚，比如他知道我喜欢欧词，就把他有的影印宋刻欧的词集送给我。他的更大的恩德是介绍我拜谒他的尊人陈保之（名邦怀）先生。陈老先生镇江人，在天津文史馆工作，其时为了整理文字学方面的书稿，常到北京来，来就住在语言研究所。第一次见，印象是高身材，消瘦，质朴如三家村的农父。交谈，雅驯，更多的是谦和。这样的风度当然会使人愿意亲近。时间稍长我才知道，陈先生原来精通旧学，尤其专的是古文字。也就因为治学偏于稽古，还精于文物鉴定。此外，诗词也写得好，没有新时代的气味；书札和文稿用毛笔写行写楷，劲而秀，使人想到姜白石。可是“良贾深藏若虚”，给人看的一面，像是不会什么的样子。我一生见到学术界的前辈不少，其中有两位，是世俗之名远不如学业之实，一位是顾随先生，另一位就是陈先生。两位还可以相比，是顾先生还有些名士气；陈先生呢，如果一定也要说有什么气，那就是乡土气。我说句狂妄的话，是陈先生这些高不可及的造诣，我都看清了，所以就愿意常趋前请教。早期，他在天津，1976年地震以后他来北京住，我总是有机会就去问安，不敢说想学什么，是亲謦欬感到心安。使我心不安的是不以后辈待我，比如去看他，辞出，他一定要送到大门以外。有时还送我估计我会喜爱的长物，记得有方药雨（名若）画的南塘读书图、顾二娘制砚的拓片等，可惜那幅图，因为上有罗振玉题，“大革命”中怕惹来杀身之祸，付之丙丁了。八十年代后期，陈先生年90，作了古，我为又少一个师表而很悲伤。幸而还存有他的不少手迹（包括书札），以及两三种书。书的一种是1989年齐鲁书社出版的《一得集》，收考证文百余篇，我总是放在书橱中的易见处。何以要这样？是有时拿出来翻翻，可以助我保持“自己毫无所知”的自知之明。

几位语言学大师。一位是罗常培先生，当时任语言研究所所长。我上北京大学时期，罗先生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讲语言方面的课，我畏难，没听过。这次在语言研究所相遇，他念同出入北大红楼之谊，还来看看我，寒暄几句。另一位是陆志韦先生。陆先生是学界的大名人，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时移事易，到语言研究所做研究汉语的工作。人中等身材，偏于瘦，言谈举止都轻快，没有大学校长的架子。他在美国是学心理的吧，思路清晰而细密，记得分辨词和词组的界限，考虑到各方面，可谓深入底里。才高，表现为思路（定形于文字）的跳跃，所以读他的作品，就要慢，想想夹缝中省略了什么。人还有刚正的一面，不记得听谁说，某次受批斗，施的一方曾勒令他跪下，他挺到终场，没有跪。人各有见，应该怎样看？我这里不想作制艺文，是以有机会认识这样一位为荣的。再一位是丁声树先生。丁先生也出身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我早两年。如其时的千家驹、卞之琳等，在校门内就露了头角。他是前辈，又小有名，在学校我和他没有交往。在语言研究所看见他，是在乒乓球台前。推想是为锻炼身体，他常参加打，却打得不高明。他高大身材，平时寡言语，只是拿起球拍，也说说笑笑。在学术方面，他有如钱玄同先生，有高造诣，作得却不够多。1956年以后，他主持编《现代汉语词典》的工作，用旧说法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实际是完成了一项大事业，即如我，老了，常常提笔忘字，就要翻开这本书，向它请教，也就常常想到他。最后说一位是李荣先生。论年岁，他小于我，因为讲出身，他已经是西南联大。可是才和学，至少我睁眼看，就高不可及。他学的是语言，尤其方言，著作很多，我视为天书，不能赞一辞。单说文章，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审《中国语文》清样，就怕看李荣的，比如为调整版面，想减去一行，反复看，竟是一个字也不能去。这就真可以上比祢衡，文不加点了。说起祢衡，不由得想到另一点的相似，是因有点狂而有些怪。比如上上下下，出入语言研究所之门，像他这样年龄的，只有他，有时穿长袍。我一向认为，怪是赤诚的一种表现，所以愿意亲近他，听他的高论。他少有许可，关于书，他最赏识的是《幼学故事琼林》。人呢，称赞过什么人，不记得了；只记得一次提到郭沫若，他冲口而出，说：“不通，不通，不通！”所说对错暂可不管，像这样的不为时风所左右，心口如一，总是应该点头称叹的。

黄盛璋先生。也是乒乓球台前常看见的，人小个头儿，活泼，因为没有架子，拿起球拍，对手就惯于同他开玩笑。他多才，还表现为治学，涉猎的方面广。不久前见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说他在许多冷僻的部门也有不同凡响的贡献。我只记得他写过考证李清照是否再嫁的文章，根据史料说话，主张确曾再嫁张汝舟，而不囿于保全名节的主观愿望，总可以算是有见识的。

再说得的其三，是关于游的。游是私话，说官话是为了解汉语教学的情况而出去调查。我参加的计有两次：先是1956年11月下旬往济南、泰安两地，同行者为郭翼舟和吕冀平；后是1957年5月中旬往保定、徐水、定兴、涿县、良乡、昌黎六地，同行者为郭翼舟。为什么单说私话？是因为：一，脱离政治的本性难移，不想说官话；二，行之前就确信，调查必没有“真”的结果，因为一切评论都决定于“草上之风”，在上者主张分为文学、汉语，汉语教学就必有好效果，在上者主张合为语文，汉语教学就必没有好效果。还有，撇开顺风的情况，实事求是，效果要表现在学生执笔为文，通顺的程度上，这岂是一年两年能够看出来的？不可能，还要做，是大家都已经习惯，在上者有什么不可行甚至荒唐的想法，装作心悦诚服，重则可以得福，轻则可以消灾。关于得福，还有由顺风而孳生的奥秘，比如你不喜欢出去开会，分配你去，你就应该装作信受奉行，而碰巧，时为夏季，地为北戴河，你就可以拿出真精气神去游鸽子窝、姜女庙等地，到会场上去“恢复疲劳”。等因奉此，济南等地之行，我们用了半月有余，保定等地之行，我们用了两周，公事，写了调查报告，交上去了事，至今还记得的却是一些游的所得，任其泯灭可惜，所以择我认为可存的写下来。

先说济南等地之行。我到过济南，可是没有这次心静，且时间长。也可算作走运，住的地方好，后宰门的明湖旅馆，出向北的店门，西行一箭之远就是大明湖南岸的鹊华桥。我们都看过《老残游记》，由鹊华桥就想到明湖居。问左近闲坐晒太阳的老者，说是在沿湖往西走路南，简陋的建筑，早拆了。自然，不拆也不会再见到白妞、黑妞，所谓“去日苦多”是也。逝者如斯，不免有“前不见古人”之叹。叹完了，还想看看物方面的遗迹，于是找老残下榻的高升店。居然找到，在大明湖南，原小布政司街东口外，一条南北向街路东一短巷内路南，今改为某单位的宿舍。遗迹，最好是能有李清照的，传说在金线泉旁，可惜是距今太远，什么也找不到了。于是只能躲开史，单说游，计前前后后，游了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等名胜。语云，听景别看景，果然，看完，印象是不过尔尔，即如千佛山，就俗陋而没有一点山林气。泰山就不同，虽然就海拔说不很高，可是沿路景物变化多，或雄伟，或幽静，驻足凝眸，颇像欣赏名家的青碧山水。惭愧的是我和郭君畏难，只到中天门就向后转，任吕君一个人继续走上去。但我们也不是无所得，是找到经石峪，在石刻的斗大字上坐一会儿，足足发了一阵思古之幽情。还是转回来说济南，我以为，到济南，第一值得欣赏的应该是水。多种泉，水也。同样应该大书特书的是《老残游记》说的“家家泉水”，我就看见不少人家门前有个石砌的小渠，不过半拃宽，泉水在里面流。说起这水，其不同凡响之处是“清”到无以复加。可以举我们的一次闹笑话为证，是到商埠的铭新池去洗澡，到澡盆那里，见盆内空空，就喊服务员，责问还没放水，服务员说有水，用手去摸才知道果然有，这是已经清到不能以目验，推想无锡的惠泉，玉泉山的玉泉，也要拜下风吧？由水又联想到口腹之欲。城西商埠地区有个大观园，性质同于北京的东安市场，其中有个饭馆名赵家干饭铺，米饭（估计是用焖法）和三吃黄河活鲤鱼（一条鱼三种做法，装在一个椭圆盘内）味道绝美，我们吃了几次，至今想起来，限于自己见识过的，还是应该推那一家为第一。还有一家名百花洲饭馆，个体小铺，离鹊华桥不远，我们常去吃，总是饺子，实惠，味道也不坏。主人姓贾，章丘人，朴厚热情，有古风。店里有个小女孩，名小翠，活泼天真，我们吃饭时候常到桌前来玩。其时她七八岁，算算，现在是年将知命了，不会还记得我们吧？

再说次年初夏的保定等地之行。其时省政府在保定，我们先到保定，是找教育厅介绍地方，目的是看看县级以下中学汉语教学的情况。商酌，迁就交通的方便，由保定北行，看沿铁路的四个县。然后往昌黎，参加汉语课本的修改意见会。以下还是略去公事，只说游。我在保定住过将近一年，没有尝新的要求；但正如周大夫之歌黍离，还想看看七七战火之后的旧。混饭吃的地方，育德中学，住过的地方，皂君庙街，操场营坊，以及游乐的地方，莲池，紫河套，马号（商场），等等，都看了，所得只是失落感。还是以口腹之欲为例，曾到马号内的两益馆，想吃昔年的美味荞麦面饸饹条，要，说早没有了。勉强凑一得，是住招待所，同室有个乡下来的，鼾声之大，超过社内公推为呼噜大王的朱美昆不啻十倍，也可以说是一种“观止矣”吧。然后断断续续北行，四县，几处中学，也间以游观，可是留有清晰印象的却很少。也勉强凑，说两处。一处是第一站的徐水，只记得吃第一顿的招待饭，觉得盛馒头的盘子很别致，灰黄色，细看，才知道是一层灰尘，也可以说是一种“观止矣”。可是就是这个徐水县，不久之后就出了大名，大小人物都去参观，取经。据说大跃进，一跃就跃到玉皇大帝的南天门，棉株都长成树，粮食更不用说，产量增到数学家也说不清。吃饭当然不要钱，单此一项就成为全世界的奇迹，因为如北欧的一些福利国家，吃饭也得花钱。唯一的遗憾是好景不长，也是不久之后，就都不再有饭吃，花钱不花钱反而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再一处是到了涿县，住城外东北方第一中学，晚饭后无事，与郭君为郊野之游。东行，因为远望有个土丘，上面有房屋和塔。走到，上去，知道是个废寺，名清凉寺。房屋残破不堪，院里有个金大定年间的碑却很好，字可入逸品，也许不见于《金石萃编》一类书吧？可惜我没有拓的工具和技艺，只能望碑兴叹了。还有更深的叹，是西房三间，竟有一个人住，其时日已下山，土丘前有老树，上有乌鸦叫，不知怎么我就想到岑寂，无依，直到出世间的冰冷。就在这时候，我更加感叹，知的“无”，行的“舍”，终是太难了。离开涿县，良乡停一下，我们回到北京，但只是一停，就往天津，再东北行到昌黎。在昌黎，没有游，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但关于口腹之欲，也可以说一点点，那是听人说，有一家卖葱油饼，是昌黎名产，应该去尝尝，我们去尝了，记得是个小铺，在一条街的路南（？），味道果然不坏。又近午到站下车，见手端竹盘叫卖熟对虾的不少，都是一角钱一对。用我们家乡话说，人就是贱骨头，一角钱一对，我们竟连看也不看，及至三十年之后，变为二三十元一只，我们羡其名，反而很想分得席上的一只，回家“骄其妻妾”（引四书文，如引今代之最高指示，不敢更动，实际是只有妻而没有妾）。在昌黎无游，但昌黎之外却有游，那是忙里偷闲，乘火车往返，到北戴河海滨看看。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海，水无边，波涛大，一时惊为奇观。又那里的滨海土地为石质，没有泥沙下流，所以能够保持远近一片浓绿。塘沽就不然，站在海河口东望，一片昏黄，与北戴河相比，就有西施、东施之别了。写到此，想到适才说的第一次见到海，有的人迷信小说家者流，会以为我是健忘甚至故意“将真事隐去”吧？所以这里要掏心窝子说，第一次到北戴河，确是在1957年5月29日的中午，相伴者是长于我四岁的男子汉郭翼舟。其时郭君年过知命，我年将知命，两个半老泥做的，不够浪漫吗？那就请只醉心浪漫的诸才子诸佳人仍旧耳食去好了。

就内容说，这一篇说“得”，还应该有个其四，是写了一些有关语法的，换来一些供孩子上学的钱，因为情况复杂，而且有其他牵扯，附庸宜于蔚为大国，就只好留待另一个题目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