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张贤亮经典散文

一

除了爱情，故乡也应算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当作者以自己的童年和家庭为素材创作的时候，总会把故乡作为背景，不论故乡山秀水美或穷山恶水，在作品中总是美丽的，使人留念的。而我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却很懵懂，虽然在各种表格上的籍贯栏里，一直填的是“江苏盱眙”，可是“盱眙”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毫无印象。我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出生于南京，转年就因日寇侵略举家逃难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在重庆生活了九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沪、宁两地。十三岁时，父亲北上，我也就随家在北京读高中。一九五四年父亲去世，我又不得不携老母弱妹加入移民队伍，西迁到宁夏的黄河岸边。此后二十二年间“面朝黄土背朝天”，眼前只有几平方米土地，偶尔抬起头来茫然四顾，常不禁有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叹。

到了成为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我的籍贯被别人关注的时候，说来惭愧，故乡“江苏盱眙”对我的成长有什么影响仍说不清楚。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却不少：重庆、南京、上海、北京、银川都可算一份。银川不用说了，重庆、南京、上海、北京的街道我仍相当熟悉，当地年轻人不知的旧街名我都能如数家珍。一九八五年到南京领一个文学奖项时，与友人李国文、邓友梅等获奖者由张弦带路去寻找我的“故居”。虽然街市铺面变化很大，但车到“狮子桥”，我马上就能认出我的出生地。原先偌大的“梅溪山庄”改建成了一座电机厂，只有儿时曾在下玩耍的一株梧桐树依然繁茂。同样，在重庆、上海、北京等地我家曾住过的街巷胡同，我都一一去看过，站在早已面目全非的庭院或楼宇前，不禁一种浪迹天涯，不知何处是归宿的情愫油然而生。

其实，真正促使我去故乡盱眙的，是近年又悄然兴起的每逢旧俗的祭日给先人烧纸的习俗。届时，夜间常能看到荧光爝火四处闪烁，有的人家竟把纸钱烧到人行道上，纸灰飞扬，在华灯异彩中扶摇而上，神秘且又热闹。烧纸的人们表情虔诚，有的嘴里念念有词，在移动电话盛行的时代，仿佛正用耳机与死去的先人通话。这景象令我惆怅而羡慕。因为我不知在哪里祭祀我的父母为好。我当然不相信纸钱能供给死去的父母在阴间消费，但人死后是不是有灵魂，魂魄又归何处？都不是可以轻易下断语的人生终极问题。作为人子，父母活着时不能尽孝，他们死后又抱着“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了就算了的态度，于心何忍？至今我还时常想象母亲在最后一刻会是什么情景。父母都系出名门，“钟鸣鼎食”之家，家中破产后肯定有强烈的失落感，而死时又都异常凄凉。如今我要学老百姓的纪念方式给自己的心灵一点慰藉，都不知在哪烧纸，这不是死者的缺憾，而是生者的遗憾了。

为了找个适当的地方纪念父母，寄托我对他们的哀思，我以为最佳选择莫过自己填写的祖籍“江苏盱眙”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每到春节，盱眙县委曾把我当作在革命根据地战斗的老同志，给我发来过慰问信。由此我才知道祖籍原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刘少奇、陈毅都在那一带活动过。借此，我就与盱眙县同志联系，请他们帮助我打听张氏家族还有没有人在那里。果然，很快就接到来信，感谢老家的地方干部，他们不但调查到张氏家族的后人，还找到了我家祖坟所在地。

二

在与家乡政府干部书信往来时，盱眙县政府曾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龙虾节”。当时我很奇怪，盱眙在洪泽湖畔，并不临海，哪来的龙虾？那次因有其他事没有欣逢其盛，也没有把龙虾放在心上。而这次刚到南京，我告诉友人此行的目的，几乎每人都惊呼：“你们盱眙的龙虾是出了名的呀！”据说南京城里大大小小竟有一二百家“盱眙龙虾”馆，“盱眙龙虾”居然和“北京烤鸭”“青岛啤酒”一样成了著名品牌。以往，当我向读者、记者、编辑及朋友说我的祖籍是“盱眙”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地名，使我常为我老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而赧愧。有的人还要我示意“盱眙”两字怎么写，连我自己都将“眙”错写成“贻”。而今天，龙虾居然大大提升了盱眙的知名度，不但再没人要我在桌上一笔一画地写“盱眙”二字，并且只要我一提盱眙马上如雷贯耳。这出乎我意料，也不由得令我因龙虾而感脸面有光起来。

盱眙距南京一小时车程，下午天凉时从南京出发，到盱眙已是黄昏，还没看见故乡的容貌就吃晚饭。在餐桌上，我告诉来迎接的家乡干部在南京听见的令家乡增辉的信息，他们笑我太孤陋寡闻了，带着自豪的神情说，“盱眙龙虾”不止风行沪宁一带，还打进了北京城，大有在全国要掀起一个“盱眙风暴”之势。因为盱眙龙虾烹熟前就是红色的，所以又称为“红色风暴”，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势必要在中国饮食业掀起一场革命似的。

未见其形，龙虾已先声夺人，待端上桌，果然气度不凡。别处吃龙虾，虽然会有各式各样、花色繁多、品质高低的盘子，龙虾毕竟是孤零零一个，形单影只。而盱眙龙虾是用大号脸盆往上端的，火红的一脸盆龙虾成群结队地岸然而至，居于群肴中央，首先就取得轰动效应，叫人看着就热闹喜庆。主人教我丢开筷子用手抓，两手一掰，吮其壳中之肉，我一尝，确实名不虚传，鲜美异常。手上虽戴着塑料手套，但与大脸盆配在一起，仍不失粗犷豪放的野趣，让一桌人都撇开斯文，活跃起来。这种吃法是很重要的。各国各地都有特殊的风味饮食，而形成各国各地特殊的“食文化”的并不仅仅在于所食的动植物本身。怎样烹调它，怎样吃它，吃它的方式方法包括步骤气氛，都是构成“食文化”的主要元素。所以我建议千万别放弃用大脸盆盛龙虾的方式，如果改为碟盘往上端，一大特色便丧失了。吃时与主人聊天，龙虾成了主要话题，仿佛吃龙虾是我此行的目的。

原来我想得不错，盱眙是不产龙虾的。此龙虾非“生猛海鲜”的龙虾，个头略小，大的也不超过十厘米，学名叫克氏螯虾，原产于北美洲，俗称不雅，叫虫蝲蛄，会让北方人联想到田野里常见的蝲蝲蛄，而外形却与海产龙虾相似，所以又叫“小龙虾”。一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日本人引进的，一说是七十年代从海外进口木材中带来的卵繁殖起来的。饭桌上因此而展开百家争鸣。我比较倾向后一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正忙于侵略，只引进过细菌病毒，怎会在改良水产品上操心，何况我多次下日本餐馆，从未见过日本料理中有这道菜。他们自己都不吃，劳神费力地从美洲引到中国来干什么？总不至于是为了破坏洪泽湖的堤坝吧。

盱眙龙虾壳较厚，肉质虽细嫩，可是每只就那么一点点塞牙缝的实质性内容，一脸盆龙虾端上来，一脸盆虾壳端下去，酒足饭饱后好像脸盆里并没有少什么。所以，与其说是吃它的肉，不如说是因烹调它的调料使它的肉汁越吮越有味道。我是一贯不吃麻辣的，但此辣非干辣，此麻非干麻，辣得很温柔，麻得让人有陶醉之感。主人介绍：这种调料名曰“十三香”，其实不止“十三”，要数十种野生中草药来配制，原料只产于盱眙。我还不知道，我老家盱眙野生中药材达八百多种。至于配制调料的方法，是很“复杂”，是别的地方“学不来”“做不出”的。

在国内我到过很多地方，品尝过很多风味菜肴和小吃，如果要问厨师烹调方法，都会说是“秘而不宣”的“祖传秘方”。当初我有点反感，觉得这是中国人爱故弄玄虚的毛病，后来我才体会到这正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业的商业文化。欧洲所谓的“美食”我也尝过不少，在西欧时，打开电视，还经常看见教观众怎样做菜的节目。西方人和我们不同，喜欢公开炫耀他们的烹调方法，没有“祖传秘方”一说。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常以饮食大国自居，在电视上看着厨师把很简单的一点原料、作料在锅里拨弄来拨弄去，虽很解馋，也很可笑。现在这种节目已传到国内，像我们在中央台二频道中所见的那样。但是，如果你照着去做肯定把材料都糟蹋掉了。看起来西方人有“公开性”，有“透明度”，然而最后等于没有，不能落实到具体操作上的。可见烹调或说是厨艺，确实有一个因人的“手气”而异的神秘性或不可言说的秘诀，和写文章相似，没有文学禀赋的人你怎样教他都教不会的。因而，对主人强调盱眙龙虾烹制方法的神秘性、作料的特异性，离开盱眙本土便失去了独特的风味性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说法，我都欣然接受了。而且，正因为它的调制方法如此神秘，更增加了盱眙龙虾的口感，使整个吃的过程有一种寻幽探秘的趣味了。

更让我有兴趣的是：盱眙龙虾和北方的蝲蝲蛄一样，原是一种害虫，它长有一对和海产龙虾钳子般的螯足，在堤坝田埂上打洞既快且深，常常造成决口，害人匪浅。和麻雀蚯蚓不同，麻雀是益鸟已得到平反，蚯蚓还能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这种虫蝲蛄只会搞破坏，而且繁殖能力、适应能力极强，不对它们大开吃戒简直没有办法。于是老百姓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出现时就开始把它当螃蟹的替代品吃，吃着吃着就吃出了水平，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特色，吃出了风格，形成了最佳烹调方法。现在我们吃的“盱眙龙虾”，原来是有个反复实践过程的，是经过不断尝试、选择、淘汰、优化的实验过程的。实验室就是各家各户的厨房，实验者就是各家各户的家庭主妇。因而，盱眙龙虾虽然不像徽菜、鲁菜、淮扬菜等名菜系那样有悠久的历史，却具有深厚的民间性，表现了群众的创造性。而这种原产于民间的家常风味小菜，却受到了盱眙县党政领导的重视，运用行政手段将它提升为振兴盱眙经济的主力军。可见家乡干部们很有现代的商业头脑和市场意识。

陪同我大嚼盱眙龙虾的主人都是盱眙的地方干部，生于斯，长于斯，和我一样同产于盱眙。在餐桌上我听着他们意气风发地大谈如何包装盱眙龙虾、如何宣传盱眙龙虾、如何打开全国市场、如何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如何办“龙虾节”唱招商戏时，听着听着就悟出了我之所以能成为“下海”最成功的中国作家的内在原因。尤其是主人说的这段话，可说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他说：“文化是商品的依托，商品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商品的有机整合形成品牌，有了品牌没有卖不出去的商品，也没有卖不出去的文化。”过去，各种媒体的记者总是问我何以能将宁夏荒凉残破的古堡废墟“卖”出去，变成中国西部最具规模、最有知名度的影视城的？中国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国土是荒凉的，其他荒凉怎么“卖”不出去呢？这样的问题真叫我难说。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我有什么过人的经商本领，一切好像是那么自然。商场如战场，兵法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心”即头脑的活动过程，怎能说得清楚呢？正如佛学说的“言语道断”，真正的道理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这次回乡听盱眙人聊商经，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盱眙人这点，应该是经商成功的主要内因之一。虫蝲蛄是害虫，是“废”，荒凉的古堡废墟也是“废”，两者有相通之处，而它们恰恰都是在盱眙人手中“热卖”出去的。我以为，盱眙人天生就有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这本领的要点就是文化的重视，擅长“有机地整合文化与商品”。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盱眙的水土虽然没有养育我，但盱眙人的基因，盱眙人的遗传密码肯定在我身上起了作用。这点，因我目前生活在西北感触尤深，一对比就可明显地看出，同样的一堆废物，在西北人眼里废物就是废物，再不是其他，可是在盱眙人眼里可能就会变出许多花样，就能变废为宝，产生出高附加值来。

三

因小小的龙虾我竟意外地找到了“根”之所在，找到了履历表上填写的“江苏盱眙”对我成长的影响，这也应算这次回乡的收获吧！吃完了龙虾到旅店休息。当晚却下起了滂沱大雨。陪同我的家乡干部懊恼地说真不巧，明天到我祖坟去的路会很难走。长江流域不像西北地区，那里下完雨后土壤很快就干，所以西北人即使生活在农村一般都不备胶鞋，而盱眙这地方下点雨，土地就变得泥泞不堪。我也觉得很遗憾，但好在我走惯了难走的路，何况这次是为表孝心而来，再难的路也得走了。然而，当第二天一大早家乡政府派来陪我的朋友准备了塑料鞋套等接我时，天空却格外晴朗，马路如水洗般洁净，田野中的阡陌湿润而滞涩，不但很好走，走在上面心情也格外舒畅。说到这里，我就必须要谈点和盱眙龙虾一样奇妙的事了。

回乡路过南京的时候，我和我妹夫、宁夏美术家协会主席张少山又到湖北路狮子桥“梅溪山庄”原址去“怀旧”。“旧”早已无可“怀”了，一九八五年与李国文、邓友梅一起去时，那里已经成了电机厂，现在又在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宾馆，名字很怪，叫“微分”，像数学的术语。儿时在下面玩耍的梧桐树，在高大的“微分”包围中显得小了许多，连记忆都萎缩了，过去的时光已全然找不到依托。梧桐树旁边是“微分”的附属建筑，里面正在装修，我俩进去一看，是一处足部反射治疗室，就是俗称的“洗脚屋”，也没有正式开业。反正闲来无事，我们说就洗个脚歇一歇吧。经理是位盲人，向我们道歉，请我们开业时再来。少山跟他说，这位先生就是出生在这个院子里的，我们又来自外地，能不能让我们在你这里坐一坐。盲经理一听很高兴，马上叫人给我们倒茶端洗脚水，安排服务员做足部反射治疗。他在一旁陪着说话，说我们是他的第一批客人，而我又恰恰在这里出生，开张就吉利，他将来的生意一定会很好云云。待我到盱眙后，与盱眙人聊天时，才得知故乡盱眙有个旧风俗：外出的家人回到家乡，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脚。

虽不能说冥冥之中有天意，但不能不说是个有意思的巧合吧！

另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去我祖坟的路上，盱眙朋友让我和我妹夫顺路到盱眙的名胜、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明祖陵看看。朱元璋当皇帝后，将他父亲的陵墓建造在安徽凤阳原址，他自己的陵墓在南京，是为明孝陵。明祖陵是朱元璋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祖父朱初一的衣冠冢，据说是他当了明太祖后找了十六年才找到他真正的“根”在盱眙的。于是，从明洪武十八年开始修祖陵，到明永乐十一年基本竣工，再持续改建、扩建、翻建，到万历二十六年方告完成，前后历时二百一十三年之久，可见其工程浩大，原貌一定宏伟壮观。尽管后来明朝皇帝的陵墓很多，北京就有十三座，但我们盱眙的明祖陵总是排行老大，号称“明代第一陵”，其他明代陵墓不论规模多么宏大，都是它的子子孙孙了。

从朱元璋祖宗三代的名字来看，他就出身于没有文化的农家，所以当乞丐也好和尚也罢，都没有神秘失落感，永远不会情绪低落，反正“失去的只是镣铐”，再折腾也不会有损失的，所以才能总是顽强奋斗且能冷静应变，同时，内心里先天地猜忌知识分子和以“略输文采”而自豪。虽然后来他给死去的三代祖宗都封了尊号，在史书上仍不避讳使用“百六”“四九”“初一”这样乳名似的称呼。

明祖陵即使在水下浸泡了近三百年，出水后仍气势恢宏，残存的石雕、石刻、石人、石马、石道都表现出开国的马上皇帝的雄风。这些我都不想多描述，我要说的是，我们一行人走过石道，漫步到明祖陵正殿，即朱百六、朱四九、朱初一的衣冠冢时，我猛然感觉到这地方曾经来过。明祖陵是在清康熙十九年因黄河夺淮被洪水淹没的，直到公元一九六六年大旱才露出水面。现在别处都基本干了，墓穴的正殿因地基下陷成坑的缘故，还时时有堤坝外的洪泽湖水浸透进来，形成一圈小小的池塘。堤坝外涨水时它就大一些，干旱时它就小一些，池水清澈，能隐隐约约看见水中三座墓门。我在池塘旁站了一会儿，才想起这池塘连同周围的景物是我梦中出现过的。这梦是最近才做的，我又是个不吃安眠药就不能入睡的人，睡着后极少有梦，做了这个景物清楚且又无情节的梦，醒来后还对人说过，所以明白无误，完全可以肯定。梦中的情景常会在现实中再现，弗洛伊德也曾有过阐释，我忘了他是怎么说的了，可是这种再现偏偏在我回故乡重修祖坟时发生，不能不让我感到诧异而值得一提。

愧对故乡的山水，我来亦匆匆，去亦匆匆，目的性很强，就为了重修祖坟以纪念父母，心无旁骛，盱眙其他的名胜也没时间和心情去游览了，只看到祖坟所在地古桑乡的一小片田野。其实，我觉得它和我曾居住过的南京、上海、重庆甚至北京郊区农村的田野并没有什么两样。而这一小块地却让我牵肠挂肚地非来不可，为什么？就因为那里面埋着的朽骨在血缘上、在基因上与我还活着的肉体有牵连，不仅仅有心理上的还有物质上的了。站在土包似的祖坟前，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微微感到幸运的是：经过那么多政治性与生产开垦性的人类活动，这三个土包居然安然无恙，没被铲除。联想到我在小说中写过“祖宗有德”的话，不禁凛然，好像冥冥中有人告诫我不可做坏事似的。想想人真是很奇异的东西，我们现在对大自然、对外太空知道得不少，而对人自身却了解得不多，所以一谈到“人”，不可避免就带有某种神秘性，可能这就是东方神秘主义的根源吧！

在盱眙朋友和张氏后人的帮助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将荒冢整修一新，并从河北定做了一块大理石碑立在前面，上面我这样写道：

修缮祖坟记

《论语》有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追远”方能继承并发扬民族之传统美德，大而言之乃“以德治国”之根本，小而言之可解今人“我是谁”的哲学疑难。赐我身体发肤之父母，历尽颠簸，尸骨无存，令我常怀哀思。公元二〇〇一年初冬，我转道出生地南京来盱眙，见祖坟白草凄迷，局促于田垄缝隙。幸古桑乡乡亲关照，尚有土冢三座隐于荒草野蔓之中，不禁悄然生悲而起修缮祖坟以寄慎终追远之意。先考讳国珍字友农（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五四年），先妣讳陈勤宜（一九〇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祖籍安徽望江，生于湖北武昌）与此同受张氏后人纪念。呜呼！唯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

我从坟关抓了一把土带了回来，仿佛今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一根虚线连接着我和这里的土地。同时，我也比过去安心了一些，好像我为父母做了些让他们高兴的事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