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宁短篇小说选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师谱中，有一个在欧洲文坛享有“最出色的俄罗斯作家”和“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美誉的作家伊凡·布宁（1870—1953）。在中国，种种原因使得这位俄罗斯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33）的名字被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日晕效应”几乎给遮蔽了。尽管他的中文译本不少，但广大中国读者对他的阅读、认知几乎是缺位的。

这是一个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作家。2020年适逢他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次全方位精选了这位经典大师的文学遗产，汇集成涵盖诗歌、散文、爱情短篇的典丽的三卷本以飨读者，实属外国文学界的一件幸事。

布宁出生在一个渐趋破败的贵族庄园之家。他从年轻时就浪迹天涯，足迹遍布欧亚非大陆。1920年，他永远离开了俄罗斯，侨居在巴黎，直至生命的结束。漂泊的人生和丰富的阅历似乎不需要他用任何艺术手法去虚构，要做的只是不断唤醒记忆深处的人或事，复活一个内心遥远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个人记忆、从个人生命的内在体验方面想象生活、表现世界、进行心灵创造的文学家。在一个多甲子的文学记忆重构中他“以旧感怀”，不断地感悟人生、认知天地、安顿自我。一切成为过去的记忆在他的笔下，都会变得澄澈宁静、风轻云淡，很生活，很亲切，很有诗意。不过，在他喷薄欲出的人生向往里，也有故乡难回的精神困惑。

在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名满天下，现代主义文学风靡俄罗斯文坛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布宁是个重要的文学存在，却又是个“无所归属”的存在。这种身份认同和价值立场被内在地转化为他文学创作的精神支撑，外显为一种清醒而睿智、自信而通达的个性气质和独立自由的书写风范。在布宁被批评界概念化地、保守地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其实是个凌空高蹈的作家。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纯真圣洁的自然，高远莫测的天空，难以割舍的乡情，景象万千的爱情与人生。这是一个具有唯美气质的文学家，其诗文表现的风物人事自然真切、诗性充溢，采用的叙事形式如同生活流一般地明晰畅达，构筑的文学意象寓意深广。

一

诗歌是布宁多样性创作中颇具活力的先导，八岁时他写下了第一首诗，三十岁之后更多写散文和小说。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现代主义诗歌成为主流的文学大背景下，他的诗歌创作却始终遵循着普希金、莱蒙托夫、费特、丘特切夫等人的传统，从题材到题旨，从语言到表达方式，只是融入了他的现代思考，找到了属于他的与俄罗斯古典诗歌对话的方式。

布宁早年的诗就透出灼人的光芒：抒发俄罗斯的家国情怀，表达诗人对艺术殿堂深深的敬畏和应有的责任伦理。

《乡村乞丐》浸透着诗人的眼泪与叹息，是对乡村罗斯苦难的哀号，表达了“看到罗斯这般困苦，心里如何能不难受”的赤子情怀。《诗人》是向天下苍生敞开的诗人使命的表达，是坚守高洁人格的呼唤：“忧郁的艰苦的诗人，/你为贫困所迫的穷人，/你无须总想要挣断/自己身上赤贫的锁绳！/……你，喜欢光明的憧憬，/你要热爱，你要深信！”即使“你会活活地饿死，——人们将在/你墓前的十字架上插满花丛！”《悼纳德松》散发着悼亡诗的悲悯，是布宁对仅活了二十五年的十九世纪诗人生命伦理的深层体认：“他的生命短促，然而高尚，/自幼服务于艺术的殿堂；/他有诗人的名加诗人的魂，/既非冒牌，亦非冷漠无情；/诗歌的强大力量/活跃着他的想象；/他的心喷涌着灵气，/燃着炽热真挚的爱！/他高贵的心深深蔑视/仇恨与熏心的利欲……”不满十八岁的少年诗人以这些朴实明晰、情感真挚的诗句，在召回象征主义诗歌走散的精神魂魄，为自己立下高远的艺术志向。

大自然是布宁诗歌的重要题材，大自然每一种色彩的细微变化都在他的关注、观察之中。他笔下的大自然如同列维坦的风景画，题材丰富，用笔洗练，情感充沛，在描绘大自然千姿百态的同时呈现抒情主体精神感受的千变万化。田野、花草、森林、河谷、夜空、星星、四季的更替永远是布宁抒怀的对象，它们不仅有着丰富、复杂的美，还有属于自己的情感温度、生命魂魄。

田野活泼泼的生命令他动容，因为它能吞没“忧郁的霞光”，见证“朦胧的夜影”，养育“神秘似幽灵”的“跳鼠”（《“田野像无边的海洋，渐渐黯淡……”》）。他咏颂野花，因为它们不仅经得起风雨吹打，还镌刻着世事百态，“诉说着过去的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光辉岁月”（《野花》）。秋林的愁绪在他的笔下有着别样的意境：“秋在林间吟唱，走动，无形无影……/白昼一天暗似一天……/‘让黄叶去随风翻飞，/让它们扫除昔日的愁痕！/希望、悲伤、爱情——这些陈词，/就像枯萎的树叶，不会返青！’/……我听到的是对春的责问，/话里含着愁，温软动人。”（《“森林的寂静里有着神秘的喧声……”》）“星团好似皇家徽记，/组成它们的粒粒钻石以寒光/映照夜空的岑寂”（《星团》）。在明媚的早春，“大地一天比一天年轻”，“雪在流泪”，“一片片树丛、一汪汪水/反映着那天空的蔚蓝”，“其中闪耀着……爱情和生存的欢乐”（《“二月的空气还冷还湿……”》）。

布宁的大多数风景诗不是随物赋形，简单地描摹自然，而是通过自然景致传达一种情绪，寄托一种情感，传达他对人生的认知与思考。风景诗是诗人生命体验的诗性记录。诗中表层的大自然意象群落是显性的，深层的情感脉络是隐性的。比如，人世的孤独、异域的乡愁常常会转化为一种对乡土、自然的亲近。

《“如今我再也找不到那颗星星……”》表达的是身在异乡的诗人离别与失落之痛：“如今我再也找不到那颗星星，/那黎明前在池塘闪耀的灯火，/……如今我再也回不到那度过/青春岁月的故居的村庄，/我曾在那里等待过幸福和欢乐，/还在那里谱写过最初的乐章。”在孤独、苦闷的心绪中他用诗歌聊获救赎的宽慰。在原名“冰上十四行诗”的《“在那白雪覆盖的山巅……”》中，他说：“我用钢楔刻下了诗篇。/任岁月流逝，或许至今/白雪保存着我的孤痕。/……高处的天穹是这样的蓝，/正午时分我刻诗十四行，/只为了站在山巅的人。”《“长长的小径，通向海边……”》是对海边小径的风景描写，但更是历史人文的再现和创造美的渴望：“那里有石阶列队迎浪，/人面狮子躺卧在山巅；/……我寻求纯洁、温柔的女性，/为分享爱与幸福的青春/……回忆我的最美好的时日。/如今我爱的是创造的梦，/我又为无法实现而哀痛。/……我的梦境充满了光明，/是这人间的苦涩的美/让我重识非人间的乐趣。”脍炙人口的抒情长诗《叶落时节》写深秋五彩斑斓的森林，它有形、有色、有味、有声、有魂。整首诗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满纸活泼灵动，有一种空灵超越的精神意蕴。“森林宛如一座彩楼，/有浅紫，有金黄，有大红，/五色缤纷，喜气洋洋/……槭树的空隙是窗牗，/这里一扇那里一扇，/都开向清澄的高天。/……松柏的清香四处弥漫。/秋这一沉静的孀妇/如今跨进自己的华屋。/……入夜，在白色的花纹间，/会点起一盏盏的天灯。/到了万籁俱寂的时刻，/北极光就像冰冻的火/从天边升起，北斗七星——/长盾星座便大放光明。”高尔基读完长诗后称赞说：“太棒了！如同银铃撞击的声响，一股轻柔的暖流，从这本质朴、美妙的书页中淌进了心坎儿里……”

布宁的哲理诗基于他真切的生命体验和高度个人化的想象，大都有具体物象的承载，如古都、教堂、圣经、星星、文化人物等。布宁对人类生存命题的沉思并非纯粹形而上的，是生活的哲理和生命的哲学，有着明显的私人化色彩，亲切自然，毫不玄虚神秘。

《君士坦丁堡》通过对古都历史的追溯，表达诗人对“伟大游牧文化的最后营地”的追忆与感叹，是诗人对人类文化嬗变的深沉思考。《“儿时我爱教堂的黝黯……”》是布宁倡导祈祷、忏悔、拯救主题的集中反映。教堂是他自幼带去“心中的快乐和伤悲”的地方，“儿时我爱彻夜的礼拜，/听人们在一起唱念，/……忏悔自己的过失罪愆。/……每当唱诗班轻声颂赞/《静静的光》，我感动得/忘记了不安和忐忑，/心亮成一团欢乐的光……”在《夜与昼》中，诗人秉烛夜读《圣经》直至朝阳升起，感叹“万有无常——无论是悲，是喜，是歌，/惟上帝永在——在夜晚非人间的静中。/……‘放下那本古老的书、直到日落。/众鸟在歌颂永在的上帝的喜乐！’”外在的物象追随诗人内在的精神显化为诗情，生成信徒共情的世界。《“星星呀，我不倦地歌颂你们……”》是对宇宙无垠、神秘、永恒的赞美，是对人类与宇宙和谐的向往。“星星呀，或许我会理解你们，/或许我的梦想有一天会成真，/人世间的种种希望、种种悲伤/最终将汇入充满奥秘的天上！”短诗《“别吓我，我并不怕暴风雨……”》是诗人生命哲学的诗性再现：“春天风雨的轰鸣有多么欢愉！/……雷雨过后，有一片新意，/花儿在明丽的光辉中/透着更加馨逸，/显得格外富丽！/但我最怕天气阴霾：/无谓奔忙，终日劳碌，/……既没有痛苦，又无幸福，/既没有劳动，又没有斗争，/生命的源泉将会干枯……”诗歌《萨迪的遗训》只有两行：“要像棕榈一样大方。如果不行，/那就像柏树一样直、朴——高尚。”这是作者对中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敬仰，也是对人类应有的人格形态的张扬。

布宁的部分哲理诗还原了人类熟识却无法参透的爱情的苦难本质：它难以久长，常常给人带来悲哀、痛苦与孤独。“爱情只在我热切的梦里——/我的希望全都付予了逝水。”——这是《墓志铭》中写在坟墓上少女的诗句。“谁能挽回你们决绝的那个黄昏，/忧郁的眼中含着泪花？”这是《“如果你们和解，如果你们重逢——”》中诗人表达的爱情不再后的无比痛楚。《他人之妻》是对已成他人之妻的昔日恋人的思恋，一种深深的相思之苦。而具有明显自传性的《孤独》表达的是诗人在失恋后寒冷、孤寂的人生苦境，但诗中仍有对生活的一种无奈的妥协：“罢、罢！生起炉火把酒喝……/能买一条狗就再好不过。”

如同歌德所说，布宁的诗是“处于低处现实领域得以提升的诗”。[1]就是说，他通过写诗来实现对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和人生经验的超越与提升，实现“思”与“诗”的交相辉映，从而完成对生存困境的诗意突围。他的诗对俄罗斯诗歌的影响是内在和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仅在于诗歌领域，还影响到了小说，赋予了后者一种浓郁的诗歌精神。纳博科夫说：“布宁的诗歌是近几十年来俄罗斯缪斯创作的最好的诗。”

二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布宁开启了其重叙事、重深层思想掘进和文体形式多样性的创作之路。除了小说，他写了一系列兼具叙事、抒情、议论的散文作品。这些散文题材十分广阔，如大自然的景色、旅途的见闻、人生的记忆、民族和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等，作品大都取材于作者的人生经历，饱含生活的质感，有着对文学审美性的守望。作品或以写景为主，或以叙事、写人为要，没有严格的形式规约，游记、观感、日记、书信、随笔、对话，各种体裁都有。作品叙事通达，思绪奔放，语言优美，结构严谨，形散神凝。

布宁的散文有两个特点：游记化和小说化。作家长期保持着一种途中行者的生存状态，他的大多数散文都是第一人称叙事的游记体散文。行走不仅体现在作品的生活现实层面，还被赋予了生存思考的哲理深度。小说化是指散文创作对小说技巧的借鉴，布宁常常将人物、情节、细节、心理描写等小说元素融进写作中。正因为如此，布宁选集和全集的俄文版编者常常将他的部分散文作品纳入小说体类中。

大自然是布宁散文的重要内容，与众不同的是，他用现代的眼光刷新了写景散文的质感。

《静》是一篇浏览日内瓦的写景散记。湖光山色令作家陶醉，但他更看重无声的“静”的意境，因为“静的福地”能让人从迷乱的现实中抽身，触发美的遐思和联想，更多地向心灵和精神世界探寻。这里有雪莱、拜伦、莫泊桑的足迹，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中的同名主人公在痛苦的自我审视中告别生命的记忆，还有易卜生剧中的主人公对“山中的静”的感叹。人需要借鉴自然的伟力对内心进行审视，深入到广阔宁谧的天地中，人小小的内心才能与宇宙、历史和美联通。日记体散文《大水》被布宁称为“有点像莫泊桑东西的”“散文诗”，它记叙了作者从埃及塞得港去往锡兰途中的见闻和思考。作者任凭船上船下的生活散漫随意、真实无序地像水般流淌，每一个对应的景观或风物都能引发作者广阔的联想。旅行散文的抒情铺陈成为叙事人的精神寻觅之路。《割草人》是作者客居他乡时对故乡草原与俄罗斯人的久远的记忆。广袤草原的丰饶，农民的健壮、勤劳、豪放、浪漫令他终生难忘，然而令作者扼腕叹息的是，那已是“一去不复返的时日……大地母亲憔悴了，活命泉水枯竭了——上帝的宽恕到了尽头”。作品不期然地提醒着，折射生命之美的，除了当下心灵世界的真实，还有超越当下苦苦找寻的那份寥廓和悠远，俄罗斯故乡不仅仅是俄罗斯人出生、成长的地域空间，还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传承的精神文化空间，更是他们灵魂的安放地。

从更远的视野看，布宁写人的散文在人性观察和心灵呈现的丰富性上，远远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和所代表的人群，充满悲悯，它们指向更遥远的时空，指向永恒奇妙的人生。

《半夜的金星》讲述他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个乡村驼背姑娘，身体残疾加上无人与共的孤寂造成了她巨大的生存苦难甚至赴死的念头。靠着那颗“半夜的金星。爱情星，黎明前的星”，一种对上帝的爱，她才活了下来，这是在讲爱的信仰和爱的胸襟的伟大力量。《苍蝇》是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双腿截肢的中年农民躺在铺板上已经两年，他不仅以“碾苍蝇为乐”，而且“这乐趣已经逐渐变成纯粹行猎的癖好”。他总是“面带微笑”，“一双眼睛明亮而又生气勃勃得使人震惊”，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创造生命的快乐和价值。“究竟是智力游戏，还是大彻大悟者的貌似呆傻呢？”是如同《马太福音》所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还是绝望产生了无所谓的心态呢？”这是作家在文末发出、需要读者自己回答的提问。《篝火》是一个暖心的故事。作者在旅途之夜偶遇围着篝火的一家四口。这些漂泊流浪的茨冈人美丽善良、真诚热情，与他们的道别“给了我一种新的感觉，使我烦恼，使我困惑，向我诉说着一种无法弥补的失落……”人生总是由千万个偶遇组成，错过并忘却其中的美好是对生活和生命的不敬。《主教》讲述的是古修道院主教尘世的最后一夜。他召来所有的修士诵读他写下的颂诗，向他最喜爱的修士讲述他虔诚的一生，随后拄着铁杖跪在神龛前苍然离世。这个普通农民成了古老圣像画中的伟大形象。他悠然苍劲的亡灵是如钟如磐的俄罗斯灵魂的象征。作者说：“只有上帝知道如何衡量俄罗斯心灵的难以言说的美。”深究之，彼时的读者和批评家之所以被这些主人公打动，是因为他们都是具有悲剧意义的精神强者，属于永恒的人类时空。《黑夜的海上》是作家与医生的对话录，明显有着作者的身影。原本是情敌的两个社会名流分手二十三年后在游船上相遇。时间流逝，女人早已离世，作家被人夺爱后的痛苦和仇恨也早已烟消云散。不过，“水天相连的地平线”“显得黑暗，愁惨”。开放的结尾引发读者关于时间、人性、爱、生命这些永恒命题的思考：是时间的残酷、人性的不堪、爱的虚无，还是生命的无常？

这些充满深邃哲思的散文具有很强的情感张力。布宁总是以生活中的感觉、直觉为先，总是有意识地让认知的理性滞后，让在生活中获得的感觉的朦胧和暖意容涵一个深邃而博大的理性世界。他先让浸润在感性故事中的生动和丰饶感染你、引领读者，再让读者自己求得一种知觉中的人生本质的还原。

文化散文是布宁散文创作中的又一个亮点，独具艺术魅力。文化散文并非布宁的独创，但将它们上升到民族精神、灵魂的高度却是这位散文作家的独到之处。在他的笔下，文化不仅是题材，而且是探究俄罗斯民族性的钥匙。

《陈年旧事》可视为一篇深刻的文化隐喻。一个名叫伊万·伊万内奇的古老的俄罗斯人和一位“曾经入世很深”的老公爵同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北极饭店下榻，前者气衰力竭、不思进取，后者无所事事却显得忙碌不堪。奇诡的是，不识好赖的前者竟莫名其妙地被后者迷住，亦步亦趋起来。作品是对曾席卷全俄的西欧主义的深刻讽刺。对于伊万来说，“其实重要的不是对什么着迷，而是渴望被迷住”，“我们总希望过一种新的生活、穿一套新的衣服、戴一顶新的帽子、做一种新的发式、在某方面向某人看齐、结识新的人、交新的朋友等等”。服膺此观念的俄罗斯难免处处碰壁，无处存身。《名气》中，一个古旧书商讲述了一个个俄罗斯假先知、假圣愚的故事。这些头顶光环的历史“名人”实际上是骗子、赌徒、无赖、泼皮、白痴、疯僧、罪犯，他们之所以在历史上屡屡得逞，就在于民族文化的“虚名崇拜”。俄罗斯文化史或许也是一部骗子和败类的崇拜史。《书》讲述的是生命世界与书本世界、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对立统一。前者鲜活、生动，充满了美好、快乐和幸福，但若没有文字记录下的生命的历史、崇高的轨迹，人类便难以抵达远方——一个美丽的精神高原。书信体散文《不相识的朋友》是一位女读者写给一位名作家的不求回复的十三封信。布宁隐喻式地表达了他的文学观：文学是创作主体心灵生活的一种方式，是对个人灵魂的倾诉和倾听，是克服了空间、地域、命运差异的人类共同的情感、思想的表达，是人的心灵唱出的歌。

三

较之于诗歌与散文，布宁的爱情短篇小说集《暗径集》似乎更为作者本人青睐，也赢得了读者和批评家更多的关注。布宁说：“这本书讲了悲剧性的，还有许多温柔的和美好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我写得最好的、最独特的东西。”

小说集以“暗径”为标题起码可以作两个层面的解释。第一层意思是，作家笔下的爱情常常发生在贵族庄园里幽暗的林中小径上，正如小说所援引的诗所言，在那“蔷薇花开红似火，暗径菩提处处荫”中。如《纳塔莉》《安提戈涅》《橡树庄》《大乌鸦》等。第二层意思是，爱的征途不只是甜蜜、幸福的情感大道，还是布满迷津并充满悲剧的情感“暗径”。如《暗径》《高加索》《穆莎》《鲁霞》《深夜时分》《亨利》《犹太地之春》《小教堂》《净身周一》等。爱情中什么都有，什么都可能发生。布宁说：“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故事都是讲爱情的，是讲爱情的‘幽暗’和常常是非常阴郁与残酷的小径的。”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书中的核心篇《暗径》。两个昔日的恋人，曾经的老爷和女佣，今日的将军与旅店女店主，三十年后邂逅。爱情尚未发展到婚姻便让位于各自的现实生活，两人地位不同，对生活、爱情的理解也不同。男人说：“你总不能一辈子爱我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能忘掉。”女人却回答：“我可是把我的美貌，我的热情都给了您。”“一切都会过去，可不是一切都能忘掉！”杯水主义是男人的催情之药，更是诛爱之刀。惩罚似乎早晚到来，将军终未逃脱妻子背叛、儿子堕落的因果之约。两人都经历了背叛，只是坚定的更坚定，卑琐的仍卑琐。

布宁是相信世间有真爱的，《暗径集》中为数不多的表现美好爱情的篇目无不是令生命饱满、丰盈的个体情爱。这种爱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既不排除肉体的欲望，也期求情感与精神的契合。需要指出的是，在作品中这种“真爱叙事”仅仅停留在呈现层面，只作为一种爱情现象告诉人们的，无涉社会思考与价值评判。

《纳塔莉》描述的是少男少女初恋的生理冲动、心理变化及情感纠结，特别是那种一往情深的痴恋。贵族青年“我”和两位美丽姑娘的微妙情感同样清纯、美好。命运使然，纳塔莉嫁了人，可真挚的爱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我”一旦与一个农家女一起生活，便“根本无法想象”“爱上别人，跟别人结婚”。与“我”有了爱情结晶的农家女说：“您走吧，去快快乐乐地生活吧，不过您记住一点：要是您正经爱上了别人，打算结婚，我马上抱着他投水自尽。”这个“他”，是“在她怀里吃奶的娃娃”。真正的爱是长久的，不可能不幸的。《深夜时分》描写老年的叙事人月夜重游初恋旧地，被唤起巨大的愁绪和悼惜之情。女孩早已不在人世，但当年的石板、光华四射的星星、庄严肃穆的修道院，仍见证两人无猜无忌、绸缪缱绻的爱情。《鲁霞》中，丈夫向妻子坦陈当年做家庭教师时与姑娘鲁霞相恋，但被她母亲逐出家门。初恋来得快，去得也快，几乎转瞬即逝。二十年过去了，为人夫的他仍无法忘怀，为了不让妻子不快，他只是用她听不懂的拉丁语说了一句：“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小教堂》里，小教堂以及坟地里的亡人中，除了年长的老者，还有一个自杀的年轻的叔叔。不解的孩子们被告知说：“他爱得太深了，爱得太深的人往往自杀……”《狼》里，大车上的一对相恋的少男少女在林中遇到了狼，受惊的马在耕地狂奔，姑娘无所畏惧地夺下车夫手中的缰绳，制止了一场悲剧，却在脸上留下了一道永远的伤痕。“她后来爱过的人，不止一个，都说没有什么比这道伤痕更可爱的了，它就像一丝永恒的微笑。”

然而，爱情小说集《暗径集》中深藏的是一个斯芬克斯式的命题：爱情是人类一解再解却永难解开的谜团。正如王尔德所说：“爱情之谜比死亡之谜更大。”[2]布宁无意解题，他只是回寻——回到爱情本身的纷乱中来。诗人霍达谢维奇说：“布宁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不是爱情心理，而是爱情的非理性，其难以认知的本质（或其本质的不可知性）。”

《橡树庄》中，骑兵军少尉与庄园管家的老婆偷情，事发后，女人被她男人吊死，男人也被发配去了西伯利亚。《高加索》讲述“我”与一位军官妻子的私奔，追随而至的丈夫在爱的绝望中开枪自杀。《叙事诗》是女香客讲的一个故事：老公爵迷上了刚进门的儿媳妇，儿子不得已带着新娘子逃跑。老公爵骑马追逐，途中意外地被“上帝的狼”咬死。对自己的疯狂之举深感罪孽的老公爵终有所悟，临终前作了忏悔，把那只狼画在了他的坟墓旁，以警示后人。死亡似乎是作者提供给这一“爬灰”企图的最终出路，又似乎是对情欲风暴的一种临终审判。小说《美人儿》和《傻丫头》的着力点不在爱情，也不在婚姻，而是肉欲给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带来的巨大不幸。

另有一组小说讲述风流男女的奇异恋情——没深没浅的勾搭，恣肆无爱的放纵。作家采取的是道德悬置、臧否缺位的叙事立场。他要表现的是作为生活经验事实存在的两性关系的实然形态，可以看作他对黄金世纪俄罗斯文学将爱情社会化、理想化、崇高化的反拨，对俄罗斯文学爱情书写的话语重构。

《亨利》讲述的是文化男女的乱情。诗人格列博夫赴法国尼斯旅行，他年轻、帅气、精力充沛，渴望新奇，期盼艳遇。少女诗人娜佳来旅店道别，不错过片刻的欢愉；李姑娘来车站送行，不忘频频示爱；列车里还另有纤细活泼的女记者兼翻译家亨利在包房中等候。这三个漂亮时尚的年轻女人各有自己的生活、情人，哪一个也没有与他建立深入的关系，进入真正的生活，因而也无真正的情义可谈。《犹太地之春》是一个考察队员的自叙。他在耶路撒冷的耶利哥看上了当地族长的不满十八岁的侄女，利用她送羊奶酪的时候，用一个英镑的金币占有了她，最终被族长打伤，落下了终身残疾。《穆莎》与《惩罚》是作家从女性欲望角度探讨女性生命本然和情感追求的两篇小说。前者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大胆、泼辣的音乐学院女生，主动向“我”示好，尽情释放她的爱，随后又很快移情别恋。后者的叙事人画家“我”遇到了一个“有爱的需要”“而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爱”的女人。她先遭丈夫抛弃，后又被同居的男人欺骗，最后在“我”这里找到了新的爱的寄托。《大乌鸦》里，身居要职的父亲强行夺走了儿子的爱。《“萨拉托夫”号》，中青年军官被情妇告知她要重归旧情人的怀抱，军官在激愤中把她开枪打死，他自己也成了囚徒，被发配去了远东。《投宿》里一个摩洛哥男人因为要对一个青春美貌的姑娘非礼，而被她的忠实的狗咬断喉管死去。

上述小说多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男女相互倾诉各自埋藏在心底的情感秘密和伤痛，在对话、倾诉、聆听中呈现情爱中人的冲动、焦虑、惶恐和无助，抚慰人心，唤醒人性，更重要的是还原和敞开爱情中被遮蔽的人的生存真相，冲破现实生活中或隐或显的话语堤坝和话语屏障。

显然，布宁的爱情小说不是凭借故事的完整性和曲折性吸引读者，而是靠寓意、靠言外之意激发读者的思考和想象的。细读小说，你会发现，爱情有时只是一层新颖而别致的窗户纸，小说真堪把玩的还是对人性的解密和探索。作家凸显的是爱情在故事之外的“文学”意义，诠释他基于文学想象的对爱情形态的各种理解。作家始终关注的东西没有变：探秘人性幽微，关怀人的生命存在，探索人的本质与多重的属性。

布宁不是一个社会批判型作家，他从不追寻时代命题的答案，从不关注光鲜亮丽的伟岸形象，只是关注自然宇宙和历史文化中的美与和谐，关注人类个体寻常生活中的感情和状态。这些人构成了人类生活“木桶”中最短的一截，是它们控制着历史进步的速度，决定着社会发展能实现的历史位移。他的诗歌、小说、散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清丽、本真。“清丽”是说，他讲的故事与日常生活具有一致性，抒发的情感顺畅、舒缓，语言晓畅、亮丽；“本真”是指，作品没有理性的雕琢、加工的痕迹，没有宏大叙事，不提供关于历史规律的任何信息，描写的是原生态的人性与人情，揭示的是生活的秩序和人生内在的真理。

阅读布宁的诗文一定能给中国读者带来不同于阅读其他俄罗斯作家作品的另一种感觉和快乐。

张建华

二〇二〇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