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厄斯·恺撒

1599年上半年，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环球剧场”新落成，首演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以早期习作《亨利六世》开头的一系列深受观众欢迎的英国历史剧，到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一年秋天，又上演了古罗马历史剧《居里厄斯·恺撒》。进入创作巅峰状态的莎士比亚，从此把他的才华转向了悲剧领域，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将相继而来，首先问世的是世纪之初的《哈姆莱特》（1600）。

在莎士比亚的创作道路上，处在历史剧《亨利五世》和悲剧《哈姆莱特》之间的《居里厄斯·恺撒》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英国向来奉行的是君权神授的封建政治体制，从没有像古罗马那样，建立在奴隶制度上的贵族共和国的政治经验。[1]《居里厄斯·恺撒》中以勃鲁托斯为首的小集团所竭力维护的几乎名存实亡的四百多年来的古罗马共和政体，因此不会是剧作家本人的一种政治理想。

莎士比亚所向往的应是在开明君主统治下的一个打破封建割据、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王国。出现在他的历史剧中奋发有为、一代英主的亨利五世以及收拾残局、重整乾坤的亨利七世（见《理查三世》）的形象，多少带有理想色彩，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剧作家的政治理想——只有在精明强悍又宽厚仁爱的国王的统治下，才会出现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剧作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国王懦弱无能、被挟持、被推翻或被谋杀，枭雄纷起，国家陷于四分五裂，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在以三十年内战（玫瑰战争）为背景的《亨利六世》三联剧中，清楚地表达了剧作家的（以及英国人民）这一政治焦虑。

现在，在古罗马历史剧中，雄才大略的恺撒遇刺身亡，而反对党无论在威望或政治才干上都不足以取而代之。罗马的政权因而出现了真空状态，两个敌对党派随即兵戎相见。勃鲁托斯一派倒下后，夺取了政权的安东尼、屋大维之间又展开了内部的斗争。将近二十年，国无宁日。这一切恰好印证了莎士比亚在英国历史系列剧中一再表达的政治忧思。因此可以这样说，往事越千年的罗马史剧与早期的英国历史系列剧自有着内在的呼应。

另一方面，这一罗马历史剧在莎剧原始版本（1623）中被归入悲剧类，全称是《居里厄斯·恺撒的悲剧》。实际上，它同时也是另一位主人公勃鲁托斯的悲剧。剧作家让我们清楚看到他个人的悲剧可以归结为性格的悲剧。他的形象几乎预告着在下一部悲剧中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哈姆莱特的诞生。相继而来的一系列大悲剧中的主人公，他们所遭受的挫折、他们的幻灭感、对人生的疑问，以及最后的倒下，正是建立在他们各自的内在的悲剧性格上。

因此很可以说，在政治思想以及在创作手法上，《恺撒》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在莎翁创作道路上处于一个令人瞩目的转折点。

试图为罗马历史剧中的主要人物作出较客观的评价，需要认清这样一点：勃鲁托斯所标榜的“共和政体”（commonwealth）和我们现代政治概念上的民主政治绝不是一回事。

恺撒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后，罗马元老院里响彻了暗杀者们的欢呼声：“自由啦！解放啦！暴君死啦！”“自由啦！解放啦！翻身啦！”（liberty！freedom，and enfranchisement！）最后由勃鲁托斯率领着小集团，一起挥舞着用恺撒的鲜血染红的利刃，走向罗马市场，他带头高呼：“自由啦！和平啦！解放啦！”

“自由”、“解放”成为这一伙人响亮的口号，但他们决不是在那里为处在下层社会的罗马全体公民而欢呼，更不可能为被剥夺了人格和人身自由、遭受沉重压迫的奴隶们伸张正义。有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贵族集团对于广大的罗马人民的政治态度。

恺撒曾当众三次拒绝了安东尼的劝进，把献上的王冠挡了回去，且听听凯斯卡（小集团的一员）这样形容罗马公民的热烈反应吧：

那些乌合之众高声狂叫，拍着他们粗糙的手掌，把他们满是汗臭的睡帽抛向天空，把他们的口臭散布在空气之中，为的是恺撒拒绝了王冠，结果差一点儿把恺撒熏死，他晕倒在地上了。至于我，我不敢笑出声来，惟恐一开口就把那污浊的空气吸进肺腑。

（第一幕第二景）

语气之间毫不掩饰他对于人民群众的极端鄙视的态度，实际上，这也反映了这一小集团对于群众的态度。至于对于被践踏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那就更不必说了。即使对待家仆比较宽厚的勃鲁托斯吧，在激烈的争吵中这样警告卡修斯：

把满腔怒火向你的奴隶们发作吧，

让他们吓得发抖吧。

（第四幕第三景）

那岂不是说：在奴隶面前只管做你作威作福的主子吧，这跟我不相干，可别以为我会忍气吞声，像一名奴隶。

卡修斯一听说元老院明天准备立恺撒为王，当即亮出匕首表态道：“卡修斯将从奴役下解救出卡修斯。”他的同党应声道：“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手来挣脱锁链。”（第一幕第三景）多么地慷慨激昂！其实这些动听的呐喊无非在表明罗马贵族所享有的传统的特权是绝不容侵犯的。至于作为奴隶主的贵族竟会容忍奴隶们当真“挣脱锁链”、解放自己，那是休想了。

因此毫不奇怪，在他们策划、密谋、付诸行动的整个过程中，从没有谁提出过一幅政治蓝图，足以表明他们的宏愿在于为广大的罗马群众争取民主权利。倒是暗杀成功，政变者重新安排元老院的新显贵，试图拉拢安东尼时，卡修斯的一句话泄露了他们的真意所在：

加入我们志同道合者的行列，还是不愿与我们共事，由我们自行其是？

言下之意，我们可以考虑给你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原来他们除掉恺撒这眼中钉，实际上是为了好在罗马贵族集团中进行权力再分配。

群众聚集在广场上，为恺撒的遇难要求得到一个解释。勃鲁托斯发表一篇措辞漂亮又简洁的演说词。他并没能正面提出他的政治纲领，而是反问道：“你们愿意让恺撒活在世上，大家做奴隶而死呢？还是让恺撒死去，大家做自由人而生？”（第三幕第二景）

谁自甘堕落、愿意做卑贱的奴隶呢？但是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被鼓动的群众为勃鲁托斯发出欢呼道：“让他做‘恺撒’！拿恺撒的荣耀为勃鲁托斯加冕吧！”

勃鲁托斯以爱国者自居，刺杀恺撒是为民除害，是惩罚他称霸称王的野心；可是罗马的群众偏要让勃鲁托斯做恺撒第二，仿佛这罗马大国就是缺少不了一个当家做主、至高至尊的恺撒。最有意思的是“拿恺撒的荣耀为勃鲁托斯加冕吧！”勃鲁托斯他们竭力维护的是由贵族上层集团统治的岌岌可危的罗马共和国；而罗马群众却似乎并不在乎谁来统治这个国家：元老院还是恺撒，只要让他们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

很明显，以勃鲁托斯为首的这一小集团并没有群众基础。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勃鲁托斯的高尚的理想并不为群众所理解，更不用说为他们能真正接受了。

接着登台向群众讲话的是一个比勃鲁托斯更强的政治活动家，在讲坛上更有辩才的鼓动家。安东尼实际上是利用公开的讲坛，针锋相对地和对手展开一场政治大辩论：恺撒究竟是不是“有野心的”暴君？

作为恺撒的追随者，他知道处境的危险，说话不能不转弯抹角；可是他算准了他手中拿着一副好牌。不像勃鲁托斯尽说些不着边际的漂亮话，他跟群众一起回忆恺撒生前为国为民所做的一件件好事，就是他打出的一张张牌：恺撒把敌人交纳的赎金都充实了国库；穷苦的人的哭声让他流下了泪；他三次当众拒绝了王冠等等。安东尼摊出来的都是罗马群众切身感受、还没有忘了的具体事实；他们议论开了：“他真的没有一点野心。”“恺撒死得是很冤枉。”安东尼眼看时机成熟，于是抛出了手中最后一张王牌——宣读恺撒生前立下的遗嘱：给每一个罗马公民七十五德拉克马，还捐出私人的产业作为公共游乐的场所。

安东尼始终一口一声“勃鲁托斯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最后终于变成了无情的挖苦、讽刺，成了射向对方阵营的一枝枝冷箭。群众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更爱罗马的是恺撒，而不是空谈着“不是我不爱恺撒，而是我更爱罗马”的勃鲁托斯。他们怒吼了：“他们是叛贼！什么品德高尚的人！”安东尼无异在他们心里放了一把火，他们流下了泪，准备用焚化恺撒的火把去焚烧勃鲁托斯的住宅。

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在艺术成就上也值得注意。

恺撒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凯旋而返，一出场就声势不凡。他说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干脆、有分量、切中要害：

看那个卡修斯，一张消瘦、饥饿的脸；

他心眼儿太多，这种人是危险的。

还说“这样的人只要看到别人高过自己，心里就无法平静”。他看得很准，用不多几句话就把一个阴谋家的嘴脸勾勒出来了。接着，他又向身边的安东尼解释道：

我只是告诉你，什么人是可怕的，

并非我惧怕他们，因为我永远是恺撒。

“我永远是恺撒”，这句话可说掷地有声，是恺撒的自豪感，或者说，自我崇拜心理的自我表白。对于他，“恺撒”这个显赫的姓氏已经成为至高无上、无所畏惧的统治者的同义词了。

恺撒说到自己，很少用第一人称“我”，他更喜欢以充满尊严感的“恺撒”来称呼自己：

恺撒比“危险”更危险，我们是同一胎

产下的两头雄狮；我是老大，

比它更凶猛。

（第二幕第二景）

人家恳求他收回成命，得到的拒绝是：“恺撒是不会有错误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当他宣称自己谁都不怕，因为“我永远是恺撒”时，接着却要他的亲信安东尼走到他的右手边，“因为这只耳朵是聋的”。

他把自己比做天上的北极星，是一位凛然不可侵犯的超人，可是一句话却泄了底，原来在公众崇拜的偶像后面，另有一个免不了老弱病残之苦的凡人。在政敌卡修斯的眼里，伟人的光彩更是完全剥落了：恺撒曾经沉溺在水中呼救，曾经在军旅中害了热病，浑身打战……

自我崇拜常使恺撒忘了自己也是个凡人，而恰恰在这里，他暴露了一个凡人所免不了的弱点。他的政敌正是看准了他这一弱点而达到了暗杀的目的。恺撒本来已听从妻子的劝告，答应不去罗马元老院了；却经不起上门来的政客们故意用话刺激他：要是恺撒躲在家里，元老们会怎样窃窃私议呢？——“瞧，恺撒害怕了！”就凭这句话，雄才大略的恺撒终于被人牵着鼻子走，陷入敌人的包围圈，成了阴谋的牺牲品。

阴谋家们挥舞着血淋淋的匕首，欢呼道：“暴君死了！”他们常用“暴君”来称呼恺撒，但是不可一世的恺撒却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他苛政暴行的记载。暴君，应是指他破坏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大权独揽，凌驾于罗马元老院之上，俨然是不戴王冠的统治者。但是公元前40年的罗马，已不同于公元前五世纪早期的罗马贵族共和城邦了，它已成为地跨欧、非、亚三洲，把地中海作为自己内海的殖民地宗主国了，一个全面协调、中央集权的体制的出现，恐怕是迟早之间的事。保守派贵族惟恐恺撒称帝，先下手为强，实行“宫廷政变”；但是他们并未能阻止事物发展的趋势。十七年后，他的侄子屋大维登上元首的宝座（前27年），号称“奥古斯都”（意为至尊至圣），建立起庞大的罗马帝国。

另一位悲剧性的主人公是勃鲁托斯。“我喜爱光荣的名字，甚于害怕死亡”（第一幕第二景），这可说是他立身处世的座右铭。荣誉感时时刻刻在激励他、驱策他；但恰恰是这过分强烈的荣誉感构成了他的悲剧性格，别有用心的人在他身上找到了可以利用的弱点。

他光明磊落，众望所归；阴谋家们必须争取他，拥戴他为首领，好给他们的所作所为抹上一层道德的保护色彩：

那些在我们似乎是罪恶的事儿，

他一点头，就像最辉煌的点金术，

转眼成了高尚而仁义的善举。

（第一幕第三景）

恺撒当众拒绝劝进，被阴谋家形容为一幕丑剧，这引起了勃鲁托斯的忧思：他对恺撒并无个人恩怨，只是为了罗马，他必须死；倒不是他目前有什么过错，而是为了铲除后患；决不能眼看他称王。与其让毒蛇从蛇蛋中孵出来伤人，不如趁它还在蛋壳中把它杀死。

恰好阴谋者暗中投来了无头信，呼吁他：“站出来说话吧，下手吧，为民除害吧！”这一着果然很有效，他当即以罗马的拯救者自任。卡修斯一伙接着上门来拉拢他了：“这儿的人/没有谁不尊敬您，没有哪一个不希望/您多多看重您自己，就像每一个/高贵的罗马人那样看重您。”就这样，勃鲁托斯和阴谋家们一一握手为盟，充当了他们的盟主。

这本是策划中的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可勃鲁托斯从他的荣誉感出发，一开始就把它神圣化了：“我们要做献祭者，不要做屠夫。”“让我们被称作恶势力的清除者，而不是杀人凶手。”

卡修斯提出，为了免除后患，杀死了恺撒，他的心腹安东尼也得死。勃鲁托斯却要给他们的暗杀活动划一条道德界线，为安东尼网开一面。安东尼自请接受死罪的处分，勃鲁托斯说道：“你只看见我们的手/在行动中沾染了血腥，却并没看到/我们的心充满着怜悯。”

他甚至不顾卡修斯的警告、反对，同意安东尼作为死者的朋友在恺撒的遗体旁向群众致悼词。安东尼在口口声声称道勃鲁托斯是正人君子的同时，却让扮演着献祭者的“正人君子”终于还原为血腥的叛逆者。他的演说，无异在群众的心中放了一把火，他们爆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哦，叛徒！奸贼！”“我们要烧掉勃鲁托斯的宅子！”

勃鲁托斯他们只能仓皇逃出了罗马城。借着勃鲁托斯的声誉，那一伙阴谋者为自己竖起了一面大旗，但也正是勃鲁托斯的理想主义坏了他们的大事。勃鲁托斯的荣誉感使他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意大利爆发了内战。在营帐内，勃鲁托斯和卡修斯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但即使争吵得面红耳赤，卡修斯并没有忘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他所结交的惟一值得尊敬的朋友，只有勃鲁托斯的友谊最值得他自豪。勃鲁托斯只管咄咄逼人地责问他，他却只是在招架，在一步步退让，吐出了他的辛酸话：

即使你最恨恺撒的时候，你爱他

也始终胜过了卡修斯。

他终于屈服，请求原谅，承认母亲给了他暴躁的坏脾气；最后听说勃鲁托斯的爱妻由于丈夫的失败而自杀了，他献上了真挚的慰问，充分理解好友这时的痛苦心情。二人为恢复了友谊而干杯时，他情不自禁地说：“喝着勃鲁托斯的友情，我永不知足。”

恺撒形容脸上没有肉、没有笑容的卡修斯是个危险人物。我们读者也不会喜欢他。可是在这一段富于人情味儿的穿插里，剧作家给这个性格阴冷的人物添上了一抹暖色调——不是一无可取，还多少有他的可取之处。

比起勃鲁托斯来，他是更有实际经验、更有应变能力的政治活动家。勃鲁托斯生活在他的理想中。出于对他的尊敬，卡修斯总是放弃自己的判断，听从了他的意见。事后证明，勃鲁托斯的每一着都走错了；可从没听说卡修斯向他算倒账，直到最后，和安东尼对阵、喊话之后，才露出了几句无奈的埋怨；剧作家又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个尖刻的人也有他的人之常情：

你看，勃鲁托斯，感谢你自己吧——

要是早听了我卡修斯的话，

也不会有一条向我们放肆的舌头了。

（第五幕第一景）

全剧结束于安东尼在勃鲁托斯遗体前所表达的敬意：“这一位是他们中最高贵的罗马人。”还说只有他，出于正义感才卷进了阴谋小集团。剧作家写出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并没有抹杀他在人品道德上自有可敬之处，更可贵的是，他自有一种人格上的魅力，让人忘了这里是一位遥远的古代人物。

这一古罗马悲剧写的是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舞台。这里是男人们的天下，没有女人插足、说话的余地。因此全剧只有两个女角，她们的戏又少；勃鲁托斯的爱妻只是在一场戏中露了脸，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难忘的。她没有可能提出妇女的社会地位，却以爱情的名义坚持妇女在她的小天地里，也即在她的家庭里，应该享有和丈夫平起平坐的地位。这确是一位值得钦佩的古代妇女，已在《错尽错绝》、《奥瑟罗》的前言中有所论及，这里从略了。

方平

注释：

[1] 在英国清教徒克伦威尔统治下，英国曾有过短暂的共和政体时期（1649～1660），但那已是在莎士比亚逝世三四十年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