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抒情诗选

俄国伟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论及普希金的创作时说：“你在诵读普希金的带有先前学派影响的那些诗的时候，你会看到和感觉到，在普希金以前，俄罗斯曾经有过诗歌；可是，当你仅仅挑选他的一些独创的诗来读的时候，你就会不相信，并且完全不能设想，在普希金以前，俄罗斯曾经有过诗歌……”[1]别林斯基又说：“在普希金以前，我们曾经有过诗人，但不曾有过任何一个艺术家诗人；普希金是第一个俄国艺术家诗人。因此，甚至即使是他那些最初的、不成熟的、青年时代的作品……出版后都在俄国诗歌史中标志出一个崭新的时代。”[2]别林斯基断定：俄国文学“是从普希金开始的”，“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因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俄国生活的脉搏在搏跳着。这已经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认识俄国了”。[3]正是普希金开拓了俄国文学的新世纪，为此后一个世纪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以及后来直至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开辟了一条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他是一位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俄罗斯文学之父。

除了民间口头文学，文学作品在俄国的出现是比较晚的。人们一般把罗蒙诺索夫的第一首颂诗（1739）视为俄国文学的开端。而在此后直到普希金的作品出现的几十年间，俄国文学实际上只处于酝酿阶段。其中出现过杰尔查文、冯维辛和卡拉姆辛等几个作家。杰尔查文写过一些颂诗，冯维辛写过《旅长》和《纨袴少年》等两个喜剧，卡拉姆辛写过一个小中篇《可怜的丽莎》，这些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上、作品的规模上，还是在艺术价值上，都不足以成为俄国文学的基石。在普希金之前也有过一些诗人，但当时的诗歌很少接触社会生活，在社会上的影响是不大的。只有普希金第一个真正把文学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赋予诗歌以不朽的生命。正是普希金的大量抒情诗，他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他的叙事诗、历史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以及《上尉的女儿》等作品把俄国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纪元。

普希金的诗歌之所以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是因为这些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民族性和高度的艺术性。而普希金的诗作之所以具有这些品质，则是时代造成的。风起云涌的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而诗人的伟大正是因为他的作品联系着时代的风云，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和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在十九世纪初，俄国则还是一个封闭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一八一二年俄国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的胜利终于给俄国带来了西欧的革命思想，而这种革命思想经过一个阶段的酝酿、传播，便产生了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始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阶段。普希金诞生于一七九九年，八岁时开始文学创作，他所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处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开始在俄国传播、俄国社会发生大动荡的时期。反侵略战争和革命是十九世纪初叶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的中心事件，它们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凡是关心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人，在这样的中心事件面前都不能无动于衷，都要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出发，表现出他们对这些事件所持的态度。少年普希金于一八一一年进入皇村学校就读，在读书时就接触了革命家拉季舍夫的著作和近卫军中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很快接受了这种先进思想，对沙皇专制制度和暗无天日的农奴制充满了仇恨，胸中燃起渴求自由的火焰。于是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关心，使普希金的诗歌脱颖而出；他的诗歌很快就冲破贵族沙龙的樊篱，走向社会，热情讴歌祖国的胜利，吹响革命的号角。

普希金最早最有影响的爱国主义诗篇要首推他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写的《皇村中的回忆》。这首诗描写了拿破仑向俄国进攻，俄国军民英勇抗敌，在伟大统帅库图佐夫的指挥下大败拿破仑的一段光辉历史。普希金充满爱国热情，高唱：

颤抖吧，异邦的军队！

俄罗斯的儿郎正开往前线；

老少齐奋起，向顽敌发起猛烈的攻击，

复仇的怒火燃烧在他们的心间。

发抖吧，暴君！覆灭的时刻已经临近！

你会看见，每个士兵都勇不可当，

他们立下誓言：不是获胜就在战斗中牺牲，

为了罗斯，也为了神圣的教堂。

这是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字里行间洋溢着俄国人民奋起抵抗顽敌，以及取得辉煌胜利的豪情。

然而普希金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足以使他名垂千古的作品却是那些猛烈抨击专制制度、放声讴歌自由的诗歌。这一主题始终贯穿着普希金一生的创作。他的《致李锡尼》、《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短剑》、《致大海》、《安德烈·谢尼埃》、《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阿里翁》、《箭毒木》、《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以下简称《纪念碑》）等都属于这类主题。在《自由颂》中，普希金毫不含糊地抨击沙皇的暴政，“啊，我举目四望，只看见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镣铐，无法无天，嚣张已极，对奴役的无可奈何的嚎啕”。诗人为此而慷慨陈词：

我要为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惩罚皇位上的恶行。

在《乡村》一诗中，诗人把他所看到的农奴制底下农村的一片奴役和凄惨的景象描绘了出来。这里野蛮的地主无法无天，只顾用强制的皮鞭肆无忌惮地掠夺农民的财富；农民弯腰曲背拉着犁为地主耕田，还要挨鞭子；这里的姑娘也遭到地主的恣意摧残；这里的农奴，生下来的儿女仍然是农奴，永无出头之日。诗人梦想着废除农奴制，希望“在我们文明而自由的祖国天空中”“会有一天出现迷人的晨曦”。而在写《乡村》一诗的不久之前，普希金写了著名的《致恰达耶夫》一诗。在这首诗中，普希金表示深信专制制度将被摧毁，成为一堆废墟，“迷人的幸福之星必将升起，俄罗斯会从沉睡中惊醒”。这首诗当时当然不可能发表，但是它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实际上传播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思想。看到普希金这些热烈讴歌自由、抨击专制制度的诗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极其恐慌，要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后来由于各方面人士的奔走，从中斡旋，才决定把普希金流放到南方，从此普希金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流放生活。

但是普希金并没有因为被流放而改变他的政治信念，相反却更加接近十二月党人。他在南方和“第一个十二月党人”弗·拉耶夫斯基有很深厚的友情，拉耶夫斯基的政治思想对普希金发生过很大影响。普希金在南方还会见过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捷尔。在南方的四年使普希金在政治思想上更加成熟了。他的革命号角也吹得更加响亮。这些年头，他写了《短剑》、《囚徒》、《我羡慕你啊，你这勇敢的大海之子》等诗，继续表达他对自由的向往，并且用“短剑”来响应西欧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呼吁：

惩罚的短剑，你是自由的秘密卫士，

你是最高法官，为人们雪耻伸冤。

如果宙斯的雷不响，法度的宝剑打盹，

你就把人们的诅咒和希冀实现……

并且把“短剑”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当局——皇帝。一八二四年七月普希金被转移到北方普斯科夫省父亲的领地米海洛夫村，过着更加严酷的幽禁生活。翌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起义事件。起义被镇压，五个十二月党人领袖被绞死，大批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普希金因在流放中未能参与这一事件，还由于沙皇的绥靖政策而被赦免回到彼得堡。但他的政治信念并不因流放或“赦免”而有所改变。一八二七年著名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的妻子要去西伯利亚寻找流放的丈夫，普希金毅然写了《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一诗，交由穆拉维约娃带到西伯利亚去。在这首诗中，他鼓励他的十二月党人朋友：

沉重的枷锁将会打碎，

牢狱将变成废墟一片，

自由将热烈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给你们送上利剑。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看见普希金虽然历尽人生的艰辛，政治上受到残酷的迫害，但他的政治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还是那样坚定。他对自由的追求是百折不挠的。我们从《阿里翁》一诗中也可以看见普希金如何忠实于十二月党人的信念。他把自己比喻成和十二月党人同乘一条小船的歌手。小船遇到了风暴，舵手和水手们都不幸遇难，他这神秘的歌手被风浪抛上了海岸，但他“仍然高唱从前的颂歌，在一块嵯峨的岩石下面”，把浸湿的衣裳晒干。《纪念碑》是诗人逝世前不久写成的。这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就在这首诗中，我们仍然听见诗人在高唱自由的颂歌，仍然听见诗人对那个黑暗年代发出严厉的诅咒。可以说，普希金对专制制度的憎恨，对自由的追求是自始至终贯穿其一生的，他至死都没有和专制制度妥协，他不愧是十二月党人和一切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忠实代言人。

有关“诗人”的主题在普希金的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这类诗歌的数量不是很多。我们可以举出诸如《致娜·雅·普留斯科娃》、《书商和诗人的谈话》、《先知》、《诗人》、《诗人和群俗》、《致诗人》、《纪念碑》这样一些作品。普希金在这些诗中阐明了诗人的天职，诗人的崇高品格和诗人应具有的主观条件等问题。

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中指出，他之所以能世世代代为人民所喜爱，是因为他曾用诗琴（即诗歌）唤醒人们善良的心，“在我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过自由，为那些罹难的人祈求过同情”。这就指出了诗人的创作并不是脱离人民而去吟风弄月，去抒发个人的欢乐或悲愁，甚至无病呻吟。作为一个诗人，应该用他的诗去和社会的罪恶作斗争，用他的诗去启迪、激发人们美好的感情，同时用他的诗去讴歌世界上的美好事物，净化人们的灵魂。这样的艺术观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正确的艺术观，才使普希金成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才能突破俄罗斯诗歌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樊篱，成了鼓舞人们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武器。关于诗歌的社会职能问题，在《先知》一诗中也有明确的表现。普希金把诗人的地位提高到先知的高度，要求诗人“走遍天涯海角，用话语去把人们的心点燃”。

列宁说过：“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4]同样，在沙皇黑暗统治下的十九世纪俄国，也是没有创作自由的。一个诗人要么为钱袋写诗，或者做一个御用诗人，为统治阶级唱颂歌，写些无聊作品迎合贵族老爷们的口味；要么独立不羁，投身到解放运动中去，用自己的诗去鼓舞人们的斗志，向人民揭示获得自由的真理，这样，他就得准备被流放、坐牢，甚至上绞架。普希金正是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普希金是一位正直的诗人，他高傲地宣布：

我不想用谦和而高贵的诗琴

去颂扬那些人间的神明，

我以自由为骄傲，对权贵们

决不巴结讨好、阿谀奉承。

我只学习将自由讴歌，

我的诗篇只为它奉献，

我生来不是为愉悦帝王，

我的缪斯一向羞于颂赞。

…………

我那不可收买的声音

是俄罗斯人民忠实的回声。

——《致娜·雅·普留斯科娃》

在小叙事诗《英明的奥列格之歌》中，普希金也借星相家之口表明了他的创作态度。星相家毫不含糊地表明：“星相家何惧有权有势的王公，他们也不要大公赏赐的厚礼；他们善知未来的舌头自由而公正，它惟有一心听从上天的旨意。”星相家的这段独白和上述《致娜·雅·普留斯科娃》一诗的意思是一样的。普希金认定，要做一个正直的诗人，这诗人的声音是不可收买的，诗人在任何压力下都不低头，他只服从真理，他是人民的代言人。普希金在许多诗歌中都表明诗人应“走自己的路”，“不必看重世人的爱戴”，也不必理会“愚人的评判，群俗的冷笑”。普希金并不是蔑视群众，他蔑视的是那些御用文人和权贵。他很高傲，但这高傲是对着统治阶级的，“他昂起那颗永不屈服的头颅，高过亚历山大石柱之上”，因此他的高傲才显得越发可敬。普希金对统治阶级的蔑视以及对待诗歌创作的严肃态度使他成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诗人。

爱情诗在普希金的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普希金一生写下数以百计的爱情诗，是留给后世的宝贵诗歌财富。普希金的爱情诗都是有感而发，而不是凭空吟诵风花雪月，因此感情都非常真挚。诗人对待女友从来非常真诚，绝无虚情假意，就是这点真挚的情感为后人所看重，也是他的爱情诗的价值所在。

诗人只活到三十七岁，然而由于他不平凡的经历，先后生活在莫斯科、皇村、彼得堡、基什尼奥夫、敖德萨、米海洛夫村，后来又回到彼得堡和莫斯科，在短短的一生中接触过许多女性，因此对他所仰慕的女友产生好感或爱情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由仰慕或爱情而产生爱情诗，表现的是诗人在友谊和爱情中的真实感受。这些诗歌有的表现诗人对美好情感的憧憬，有的倾吐对女友的爱慕，有的表现对女友的思念，有的回忆他的爱情生活，有的抒发和女友共享的欢乐或分别的离愁……其情感十分热烈丰富、深沉细腻，而由于这些诗篇都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因而体现出一种内在的美。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抒情诗的时候说：“爱情和友谊几乎总是一种最能驾驭诗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也就是他的整整一生幸福与痛苦的直接的来源……普希金的诗歌的总的色彩，尤其是他的抒情诗——就是人的内在的美以及使心灵感到欢欣的人道精神。对这一点我们还得补充：假如人的一切感情就其本质来说，因为它是人的（不是畜生的）感情，从而是美的话，那么在普希金的笔下，一切感情因为都是高雅的感情从而就更加美……在他的每一首诗的基础里所包含的每一种感情，本身都是高雅的、和谐的与技能高超的……在普希金的任何感情中总有一种特别高贵的、亲切的、温柔的、芳香的与和谐的东西。”[5]

举例来说，在普希金的爱情诗中有一组“巴库宁娜情诗”，包括《是的，我有过幸福》、《给她》、《秋天的早晨》、《哀歌》、《月亮》、《致莫耳甫斯》、《只有爱情才是淡泊人生的欢乐》、《愿望》、《欢乐》、《梦醒》等诗。这些诗都是献给普希金在皇村学校中一个同学的姐姐、宫中女官叶卡捷琳娜·巴库宁娜的。巴库宁娜出身于贵族世家，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一六年常来皇村看望她弟弟和消夏，参加过皇村学校的舞会，因而结识了许多皇村学校的学生。巴库宁娜身材优美、眼睛明亮、举止稳重端庄，赢得许多皇村学校学生的爱慕，普希金是其中的一个，但这只能说是普希金的单相思，他们只是有机会偶尔见面，在河边散散步，并没有深交。不过普希金确实曾为她神魂颠倒，他为巴库宁娜写下二十几首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那种缠绵的情意、深沉的爱慕。例如《秋天的早晨》：

我在树林里郁郁地徘徊，

念着那绝代佳人的芳名，

我呼唤她——我那孤独的声音

只在远远的空谷里回应。

我浮想联翩，来到河边，

河水缓缓地向前流去，

难忘的倩影不复在水中颤动，

她已离去！……

这首诗非常鲜明生动地描写了普希金在心中的恋人离去之后再也不能相见的心情。他来到他们曾经一起散步过的河边，寻觅恋人留下的踪影，但恋人早已离去，他再也见不到；他呼唤着恋人，但他所听到的只有自己呼唤的回声，于是失望、惆怅、思念之情在胸中澎湃翻腾，一种近乎失恋的感情使诗人无法自已。这种恋情是何等的深沉，心情是何等的哀伤，我们仿佛听到诗人为恋人离去的哭泣！难道这不是一种十分美好而可贵的感情吗？

普希金的爱情诗不仅感情真挚，情意缠绵，更可贵的是他对恋人总抱着一种豁达宽容的态度。他爱人，但决不强求他人的爱，即使他得不到爱，他也依然祝福别人得到爱，祝愿别人幸福美满。这是一种真正的爱，而不是一种占有欲。这类诗中最典型的要算《我爱过您》一诗：

我爱过您，也许，爱情还没有

完全从我的心灵中消隐，

但愿它不再使您烦恼，

我一点也不想让您伤心。

我默默地无望地爱过您，

为胆怯和嫉妒而暗暗悲伤，

我爱您是如此真挚缠绵，

但愿别人爱您，和我一样。

我们从这短短的八行诗中可以生动地想象到普希金当时的复杂心情。他热烈而真诚地爱上一个女性，但这只是单相思，女方并没有接受他的爱情，他觉得不应该再用自己的爱情去扰乱对方的心，于是祝福对方得到另一个人的爱，爱得像他爱她那样真挚。这种感情是那么真实、诚挚、崇高，而又带着淡淡的哀愁，令人深深地感动。

普希金的诗歌中还有许多主题，例如友谊主题、阿那克里翁主题、哀歌主题和歌颂大自然的主题等等。他的诗富有人情味，感情细腻，色彩丰富，语言朴素优美，整个浸透着现实，而且散发着地道的俄罗斯风味，这里就不再一一阐述了，相信读者会更好地去体验、理解普希金的诗，从而得到应有的艺术享受和生活的教益。

本书收入普希金抒情诗一百六十五首，约占普希金全部抒情诗的五分之一。对于这个选本，编选者大致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的：第一，普希金作品，无论是政治思想方面或生活态度方面，包括爱情诗在内，凡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流传广泛的名诗都尽量收入；第二，在题材方面，普希金站在时代前列，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黑暗的农奴制而大声疾呼，成为时代的歌手，这是他的诗歌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本书适量选取了体现普希金政治观点的重要作品，供读者较全面地了解普希金的一生；爱情诗是普希金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普希金爱情诗中的重要作品也尽量收入，其他题材的作品也酌量选收，以较全面地向读者介绍普希金的诗歌，使本书做到既有重点，又照顾到一般，成为一个较好的选本。

必须说明的是，普希金所处的时代毕竟跟我们相距两百多年，那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同时又具有欧洲的特点，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人的观念、生活习惯与我们现代生活相去甚远，时代与国情也和我们完全不同，这是我们在阅读普希金作品时必须充分注意到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普希金的作品。对于普希金的作品，我们主要是从中了解诗人，认识那个时代，增长历史知识，从各方面汲取对我们有益的营养，在阅读中得到美的享受，在艺术上得到借鉴。这样我们才能从普希金的诗歌中得到最大的教益。

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