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苑易知录：中国古代文学演讲集

刘跃进

这部演讲集，是2007～2012年间，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专家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的部分记录。最初计划十二讲，并有如下说明。

1.《诗经》

这部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历来被称为古典诗歌的重要源头。“诗三百”汇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五百多年间，流传于黄河、江汉流域的诗歌。古有“孔子删诗”之说，但《诗经》的编纂、传播，由民间采集到成为礼乐文明的载体，情形异常复杂。《诗经》以赋、比、兴多种手法表达先民的生活、风俗、爱情、战争和祭祀情景，富有艺术成就，对后代文学观念和诗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2.《楚辞》

《诗》《骚》并举，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流。《诗经》大致属于黄河文明，而《楚辞》更具有长江文明的色彩。屈宋辞赋，既保留了南方的神话想象、语言方式和民间祭祀诗歌体制，又开创了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互动的传统，堪与日月争光。美人香草，情思幽缈；爱国情怀，流芳百世。

3.建安风骨与“三曹”父子

以慷慨悲歌、风骨峻拔著称的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它的出现是个奇迹，因为当时三国鼎立，群雄并驰，然而文学家们却都几乎云集在曹魏政权之下。东吴、西蜀几乎找不出一个足与“三曹”及“建安七子”（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孔融、应玚、徐干）相抗衡的作家。作为诗坛领袖，“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的风格各不相同。曹操的诗以英雄气魄取胜，曹丕则是以诗人的细腻感受而见长，曹植是才子，想象丰富，文采纷呈。曹操诗风“霸气”，曹植辞赋蕴藉，都为中国诗赋历史增彩添色。

4.陶渊明

提起陶渊明，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他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很容易想起他的名文《桃花源记》，诗人那飘逸的身影由此浮现在我们眼前。因此，他曾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然而，历史上那些真假隐士并不一定欣赏陶渊明；相反，倒是那些壮怀激烈的仁人志士如苏轼、辛弃疾、龚自珍等却都成了陶渊明的异代知己。通过陶氏与陶诗的命运，可以透视其身上所呈现出的两重矛盾的色彩，即在飘逸静穆的同时，时时流露出金刚怒目的另一面。

5.唐诗

唐朝的诗，已成“一国之艺”。要理解唐诗，也须探讨诗的唐朝、探讨唐代文化高度繁荣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诗歌发展的历程。按照传统的看法，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风格迥异。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所展示的是初唐气象，即开国初年到唐玄宗上台前九十年间，大约是7世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则是盛唐气象，即唐玄宗、唐肃宗在位期间的五十年间，大约是8世纪，是唐诗的高峰时期。“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则是中唐气象，自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到唐文宗的七十年间，大约是8世纪末、9世纪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则是晚唐气象，即唐武宗到唐代灭亡的六十年间，大约是9世纪上半叶。在历史递变中，唐代文坛，名家辈出，诗派纷呈，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6.李白与杜甫

李、杜在8世纪同时出现，标志着唐代诗坛的极度繁荣。李白的诗反映了盛唐气象，而杜甫的诗则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李白身上有西北胡地的气质和长江文明的情怀，而杜甫的诗则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两位伟大诗人的作品把这段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特点充分地展示出来。李白生前名满天下，流誉八方，而杜甫则不为世人所重，默默无闻地度过他五十九岁年华。“李杜”并称，是诗人谢世四十余年以后的事。中唐大诗人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与此同时，元稹又应杜甫后人之请，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视杜甫为集大成者。晚唐孟棨《本事诗》又称杜诗为“诗史”，也就是说，杜甫的诗歌既反映了唐代历史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他自己生活的历史。李、杜为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座，是中华民族的旷世珍宝。

7.宋词

在“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的历史演化中，宋词代表了宋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南北宋三百余年间，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把自己最真实的情感与胸怀寄托在这种文学形式中，创造出中国古典文学一段最辉煌的历史。从某种程度说，宋词的审美经验大大超过宋文与宋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学的风情意趣。

8.苏轼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文、词、赋，他的哲学思想与美学理想，深深地影响着其后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理解了苏轼，也就走进了中国古代文学家的精神世界。

9.《牡丹亭》与《桃花扇》

明代的《牡丹亭》与清代的《桃花扇》是明清戏曲中最灿烂的两朵奇葩。她们传播出的“情”与“理”的纠结，她们演化出的生命动力，至今仍流淌在中国人文历史的血脉中，不时地激活着现代中国人的艺术情怀，催生着文化遗产的演进更新。

10.《水浒传》与《水浒》研究

《水浒》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是宣扬“忠义”的书，还是公开“诲盗”的书？是歌颂农民起义，还是鼓吹“招安”，宣扬“投降主义”？这是《水浒》阅读与《水浒》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围绕着《水浒》的作者、版本、成书年代、流传线索等多方面的问题，学术界曾展开过多次论争。而关于《水浒》主题的认识与判断则最引人注目、最发人深思，引发的纷争也最为尖锐激烈。

11.《红楼梦》与“红学”

《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形式体裁的集大成作品，而且也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18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阅历经验、知识修养、胸襟怀抱、审美趣味与文化立场的不同，阅读《红楼梦》时便产生了不同的感悟与体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与阐释，这也正是二百五十多年来“红学”异常兴盛的主要原因。近百年来“红学”领域，学术论争，风波激荡，实际上正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既定的历史意识形态和自身的文化生存状态有不同的价值评估的曲折反映。

12.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

同中国古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普遍陈述一样，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女性扮演的角色很不明显，女性文学的相关章节过于单薄。事实当然并不如此。中国女性文学自涂山氏、有娀氏以来至少也有三千余年的历史。而今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讲述与研究主要落实在两条线索上：一条是三千余年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队伍的检阅巡礼；一条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表现形态与精神风貌的描述。文学史家通常关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选择的体裁与形式，热衷表现的题材与主旨，并由此探寻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理念与现代女性的差异，以及这种历史比较中的审美启示。

2007年4月10日开始筹划讲座。18日先由陶文鹏和刘扬忠两位教授主讲，介绍旧体诗的欣赏与创作技巧，开局很好。当时就约定，没有特殊情况，每周三上午讲座。讲座的内容并不完全按照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可以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我记得徐公持教授讲建安文学，杨义教授讲盛唐诗歌，陈祖美教授讲宋词，王筱芸教授讲柳永和李清照，石昌渝教授讲《水浒传》，刘世德教授讲《三国演义》，邓绍基教授讲《牡丹亭》，胡明教授讲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创作。我本人讲《诗经》和《楚辞》，还围绕着“汉音”与“魏响”这样一个主题，讲过“三曹”“七子”，还有陶渊明。

这次讲座，据反馈意见，效果还不错。于是，2008年秋天，又安排了第二阶段的讲座。文学研究所另外准备了二十个专题，即：（1）《论语》与《孟子》； （2）《老子》与《庄子》； （3）楚歌；（4）汉赋；（5）《史记》； （6）乐府诗；（7）李白；（8）杜甫；（9）白居易；（10）田园诗；（11）边塞诗；（12）韩愈与柳宗元；（13）李商隐与杜牧；（14）李后主；（15）婉约词；（16）苏东坡与辛弃疾；（17）萨都剌与元代文学；（18）《圆圆曲》与《桃花扇》；（19）梁启超与林琴南；（20）胡适。

计划中的第二阶段文学讲座时间安排在翌年一月。为扩大学术讲座的影响，我们先在文学研究所安排“古典文学名家讲座”，前后举办了十四场。在此基础上，2012年又扩大范围，更名为“名家讲座”，首先请学部委员、老专家做主讲人，结合他们的学术研究，讲人生境界，讲学术心得。根据第一阶段的讲座经验，这次还特别制作了若干课件，以增强立体效果。2012年5月25日，文学研究所又接到任务，由王学泰研究员围绕着郑板桥与扬州八怪作专题演讲。

五年来，在文学所内外，总共安排了三十多场讲座，从先秦《诗经》《楚辞》，到近代文学，论题是非常广泛的。这些讲座与一般课堂讲授颇有不同，很多情况下，更像是学术讨论，而这些话题的背后，又常常牵涉如何理解古典文学的传统价值和当代意义。

我们知道，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1]。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曾长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古典诗歌，每期听众都有数百人。同学们对此课充满热情，给予积极评价。作为教师，我感到欣慰，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对于更年轻一代的巨大感召力。若干年前，我们配合教育部门制作了古典诗歌讲授的录像公开出版；近年，还配合中央相关部门组织编写干部人文教育读本，配合出版部门撰写各类普及读物。做这些工作会占去很多研究时间和精力，但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有意义，值得花费心血投入。

在研读和讲授古典文学作品时，我们时常为之感动，也体会到古典文学传统在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意义。中国文学，是华夏各民族心灵的反映。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之所以获得后人的广泛尊重与爱戴，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自己一腔的理想、抱负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这就使得他们的人格得到升华与净化，就使得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各自时代的风貌，反映了人民的理想与追求，反映了时代的苦难与抗争，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

古典文学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在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方面，也蕴含着强大的精神活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与振兴，需要综合实力来支撑。所谓综合实力，至少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力，或曰“硬实力”，如科技、军事、经济等方面；还包括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的无形实力，或曰“软实力”。硬实力就如同一个人的骨架，高矮之分，强弱之别，一目了然。但是，生命的意义更在于活的灵魂。没有血液的流淌，没有精神的支撑，就没有生存的价值。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于生命的感受，因此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血脉和灵魂。都说中国是礼乐之邦。文学，是传播礼乐观念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贾谊《陈政事疏》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礼隐而法显，礼昭示于前，而法惩戒于后。防患于未然，所以要崇尚伦理教化，更要注重人文修养。法则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礼与法的关系，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缩影，是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我们意识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人文学者也可以而且应当肩负起自己应有的职责，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资源，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拟将过去五年的讲稿集中起来，提供给广大的读者。需要说明的是，一些讲座，仅有大纲，即兴发挥，尚未成稿。这里所收录的，还只是部分讲稿。仅此，也可以大致领略到中国文学的精华。

发稿在即，特作如上说明。我们诚挚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壬辰年除夕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