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两极化。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出版的《2050年趋势巨流》（Megachange： The World in 2050)一书中的计算，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的20%。【丹尼尔·富兰克林、约翰·安德鲁斯：《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罗耀宗译，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页。】《经济学人》的数据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计算【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曾经出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进而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长期结论，在他看来，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作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陈晋：《哈佛经济学笔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对于西方人来说，面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

2013年1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届103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在过去几年里，这位当世最高寿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从未踏上过这个陌生国家的土地，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他自己出资在芝加哥召开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之后又倾力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本书里，科斯对中国经济变革给出了三个基本性结论：一是“最伟大”，他认同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认为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二是“非计划”，“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他的这三个基本性结论表明，在现有的制度经济学框架中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 、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

与上述声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见似乎更为尖锐。

2012年初，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准确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广为人知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崩溃。他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5%，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这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前的情况非常类似。他在文章的结尾调侃：“世界经济已经饱受欧洲金融危机之苦，我们真的不需要一个新的危机发源地。”几乎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也刊载了题为《2012年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中国的体制、法律、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问题会成为即将崩溃的原因。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长期悲观论颇为流行，不少自由派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耶鲁大学的黄亚生教授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在他看来，“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郭觐：《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国际金融时报》2011年7月1日，第2版。】

经济学界的两极化分歧不但没有消解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显得更加迷人。当理论和数据都无法给予清晰判断的时候，我想起了约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于是，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与逻辑，也许是一次不错的探险。——这正是本书创作的起点。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每一个中国男孩，几乎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了解本国历史的。我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邻居家的旧书架上捞到一本泛黄毛边、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展卷阅读，罗贯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11岁的我给镇住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直到30多年后，在书堆里埋头日久的我才突然抬起头来，想找罗先生问几个问题：为什么天下大势必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为什么合了就必定会再分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

这些当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学术问题，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甚至将最后一个问题看作西方历史与东方历史的“区别点”。

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传授几何学；孟子出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一位12岁的翩翩少年。公元前360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5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汉武帝（前156—前81年）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时，西方的凯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之后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时期，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2000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魏斐德的问题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你尽可以从地理条件、民族心理、宗教语言以及偶然性等角度来给出解释。魏斐德给出的答案很简洁，但在我看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他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统一的文化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荣光，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根据他的统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其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