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史·晚清篇

国难初兴，哀鸿遍野，此亦英豪辈出的时代

广州共治话汉奸

叶名琛无好名声

咸丰八年（1858年）的广州，已非清廷控制的广州，而是外国“代管”的广州。

广州是中英《南京条约》划定的“通商口岸”，但是，这份条约的中、英文本有个显著的区别。中文本允许一般英国人居住“港口”，只有官员才能进驻“城邑”；而英文本则谓不论官民，凡为英国人均得入住“城邑”，也就是说，任何英国人皆有权进入广州长期居住。同时，法、美等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其国人亦有权在广州长期居住。由于文本差异，清方与外国长期争论不已，最终演变为一场战争——此亦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四日，“广州这座高二丈三尺宽一丈八尺周长十九里多的华南名城，只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就陷落了”。然而，攻入广州的英法联军，总计不过万人，“如何统治这座不屈的城市，如何对付成百万广州及其近郊的不屈的人民”，这是一个问题。

城陷时，身在广州的清方高级官员有总督叶名琛、将军穆克德讷、巡抚柏贵、布政使江国霖与按察使周起滨。叶名琛（1807—1859）与其他高官皆于侵略军入城后被抓捕，然而，只有他一个人被流放至印度，客死异国。因为在广州入城问题上坚持“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严格地说，这并不是叶名琛自订的方针，而是当时舆论对他的误解——他不仅被清廷唾弃，也为侵略军所痛恨，更成为谈史者的笑柄。

但是，据当时的《香港日报》评论，广州陷落后，英法联军在如何统治这座城市方面碰到最棘手的问题，竟是“叶名琛的威望是否仍然使广州人怀念他”？这位“勇敢、果断”的总督，极有可能成为抵抗组织借以号召民众的象征符号。因此，为了保证“善后”工作顺利开展，“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同时，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1811—1863）也担心“叶名琛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恢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

一个阶下囚，竟有如此影响力，不得不令人反思叶名琛在他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何种形象，是否真如前揭民谣所描绘的那么不堪。正是基于这种反思，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认为叶名琛的漫画式形象并非真实的历史写照，“仅仅因为叶名琛最后是失败了，所以他同包令（1792—1872，时任香港总督，也是叶名琛在‘夷务’方面的对手）共同具有的这种气质（‘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就被歪曲得无以复加，使他受万众唾骂”。不过，说明成王败寇的道理，兼为叶名琛洗冤，并非本文的主旨，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参看黄著《两广总督叶名琛》。所以，在此提及他的冤情，是为了反映英法联军治理广州的困难。

汉奸须论资格

叶名琛既然对广州人具有影响力，不妨将他送至国外软禁。然而，送走他以后，仅凭英、法两国之人，仍然“无力统治广州城”，联军指挥官相信，“只有中国人的机构才能维持秩序”。也就是说，只有让叶名琛的同僚——巡抚、将军等人——出面安抚民众，才能稳定局势。

额尔金明言，“没有柏贵的协助，企图管理广州是困难的”“假如柏贵被（清廷）撤职或是受到（联军）虐待，所有下级官员非常可能弃职逃亡”“我们将在没有任何行政机构的情况下管理一个数十万居民的城市，而且几乎无法与居民对话（当时只有三个翻译）”，因此，必须控制柏贵，“使他成为我们手中无足轻重的工具，又不损害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这一番话，是殖民主义者的心声，也是设立傀儡政府的宗旨。这个傀儡政府的治理架构，正是遵循这个宗旨而建立起来。简言之，即在“广州联军委员会”的严密监管下，由巡抚衙门出面，处置广州的日常事务。

额哲忒·柏贵（？—1859），蒙古正黄旗人，起家知县，自咸丰二年（1852年）任广东巡抚。他与总督叶名琛的关系，就像清史上绝大多数同城督抚一样，钩心斗角，面和心异。及至大难临头，各走一边，遂是自然而然的事。叶名琛在联军入城后，犹未“屈服”，认为“讲和”“或给以银钱”“都无不可”“独进城一节断不可许”；仍然一厢情愿，望联军在获得赔偿后退出城外。让不让外国人入城是原则问题（基于《南京条约》中文本），赔款只是经济问题，孰轻孰重，叶名琛自认拿捏得准。柏贵不然，他不管原则，只关心如何解决目前的尴尬。以此，联军入城次日，他就与广州将军联名发布安民告示，“明言两国议和，不必惊慌”。

对联军来说，他们也要坚持原则（《南京条约》英文本），是否入城根本不容再行讨论，何况大军业已入城，以此，他们认定柏贵是一个合适的合作对象，并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与柏贵进行“实质性”合作的四项原则。

四项原则是：第一，联军组织一个委员会，驻留巡抚衙门，派出若干巡逻部队，“协助”维持广州治安。第二，在联军控制地区以外（实谓广州以外，广东以内），凡有案件涉及外国人，俱应由委员会负责处置；在联军控制地区以内，则不论何种案件，均按军法处置（“杀无赦”）。第三，未经委员会加盖印信，巡抚无权颁布任何布告，不论用官衔还是私人名义。第四，巡抚速令广州城内所有清军缴械。

汉奸第一人

柏贵接受了英法联军的四项合作原则，于是，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广州城陷后第十一天，在惠爱坊巡抚衙门（今人民公园与广州市政府所在地）召开了傀儡政府成立大会。会上，额尔金宣布：第一，联军占领广州，直至与清廷达成协议，再将广州交还清国；第二，任何企图以武力或欺骗来扰乱局面者，不论唆使与肇事，俱将受到严惩。接下来是法国驻华公使葛罗发言，大旨与额尔金相同。最后，柏贵发言，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词”。

同日，“广州联军委员会”亦告成立。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故又称“广州三人委员会”。三人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英国上校柯露辉与法国海军上校马殿邦。两位军人是英、法侵略军的指挥官，不谙华语，亦不懂行政。巴夏礼自幼居中国，于汉语之听说读写，样样精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拜两广总督耆英为“义父”。他“机警勤密，有口辩，诸酋中最称桀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通”。因此，所谓三人委员会，其实就是巴夏礼一个人的委员会，时人称“他简直就是广州的总督”，洵非虚誉。

凡欲殖民，光有侵略军的“中国通”还不够，得有土产汉奸配合才能做成好事。在这种局面下，认柏贵为汉奸，自是不错，尽管他是满人。然而，具体与外人沟通，事事亲力亲为，却非柏贵，而另有其人。一般认为，广州十三行中的怡和行第四世浩官（伍崇曜），在此期间交接西人，上下其手，做了不少辱国失格的事。

但是，他是一个商人，既无守土之责，亦无殉国的义务，论其资格，欲做“汉奸”，欲行“卖国”，实不够格。况且，当侵略军入城，崇曜“亲见酋长，责以大义，凶威稍戢，西关闾阎幸免灰劫”云云，他竟为广州人民做了大好事。

因此，我们要找出一个合适的汉奸代表，而代表资格认定，首要条件得是此人具有官方身份。据时任南海知县华廷杰指证，前任肇庆知府现为候补道的蔡振武，才是不打折扣的汉奸。

傀儡政府其他官员迫于兵威，迫于生计，纵不敢与外国人相抗，但也尽量做到相对时“默无一语”，唯振武“素以才辩自居，颇与洋酋酬答”“随机应对，即洋酋亦喜形于色，一见如旧相识”，柏贵有鉴于此，乃委任振武“专办洋务”。（按，“洋酋”谓巴夏礼，而“专办洋务”四字，在当时士大夫说来，即汉奸的代称。）以今人的判断，办洋务，与外国人谈事儿，跟汉不汉奸有何干系？这确是当时士大夫的偏见。

广东“流亡政府”的“恐怖主义”

“义勇军”组建

在非常局势下如何生存、如何反击，才是当务之急。于是，产生了组建“义勇军”的构想。

构想是这样的。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与番禺知县李福泰赴惠州，组织惠、潮义勇，为东路军；盐运使龄椿、督粮道王增谦与南海知县华廷杰赴佛山，号召肇庆等地义勇，为西路军。

既欲建军，首要之事在于筹饷。诸人算账：当时广州政府在金融业的投资，可以迅即收回的有十四万两；东莞、顺德等县存谷十余万石，折算银价，可得小十万两；盐、粮等部门存留现金亦有十万两；三项“综计，可定三十万”之数。此外，随着战事进行，尚可发行“公债”，保证“源源接济”。

有了钱，还得有人。江、周等在职官吏不能公然出面领导义军。因为巡抚既与侵略军“共治”广州，朝廷亦未对英、法宣战，则中外“议和”仍有一线可能，倘若地方官贸然行动，导致局面进一步恶化——譬如英法增兵全面侵略中国——谁能担此重责？以此，须挑选合适的“绅士”，让他们指挥军事，其时，在籍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僖、工科给事中苏廷魁诸人，与中央有联系，在地方有威望，顺理成章成为义军领袖。而实际作战，则以林福盛之香山勇、邓安邦与何仁山之东莞勇及陈桂籍之新安勇为主力，其后，诸勇联合起来，组成广东团练总局，以花县为指挥中心。

人财俱备，然后制定战略，简言之，即“先礼后兵”四个字。首先集合五万大军，驻扎在广州西北，“振作军威”“按兵勿战”；随后派翻译入城，与敌军商议“退城条约”，敌军同意，皆大欢喜，倘不同意，则不惜一战。战，以前述林、邓、何、陈所带之勇为主力，约一万人，强行攻城，并安排“死士”埋伏城内，以期“内外夹攻”。

定计的主角，是南海知县华廷杰。当时巡抚柏贵虽是傀儡政府名义负责人，其实被英法联军软禁在抚署，不能与外交通，而布政、按察等高阶官员，或被洋人控制，或已逃出省城。留下来的官员，且行动稍能自主，以官秩论，则只有华廷杰与李福泰两位知县能做首领了，他们也当仁不让，互相勉励：“留则隐忍偷生，事易，去则经营克复，事难”“此后卧薪尝胆，不济则以死继之”。

“流亡政府”的成立始末

广东团练总局必须接受更高一级政治机构的节制，这个政治机构，就是由钦差大臣黄宗汉领导的“流亡政府”。在本国领土设立地方政府，固然不能称为流亡政府，然在省会以外设立省级领导机关，则称为流亡政府就不算过分了。

宗汉在广州陷落、叶名琛被俘虏后，经清文宗任命为两广总督，自北京出发，赶赴广东。临行前，文宗接见宗汉十数次，面授机宜，据宗汉透露，这个锦囊妙计是八个字，曰：“用民剿夷，官为调停。”略为解释，即“（广东）百姓发出义愤，与他（按，谓英法联军）为仇，于钦差未到以前，先打一大仗”，令洋人尝到苦头，然后，钦差出面，“与之讲情讲理，或稍施惠（按，即赔款）”“以作圆场”。这个算盘打得不错，只是，人在途中，广东局面已变。

百姓虽经团练，究非正规军队，难与敌军抗衡。再者，前述筹饷之事，全盘落空。政府资金被联军冻结，未能如愿提出；发行“公债”，民间捐款，则毫不乐观，因为，“民情初闻剿办外人，似颇欢欣鼓舞，及临时又多退缩”。细审之，捐款无多，并非人民不爱国，而是人民爱国得有个说头。现在，一没有朝廷对外宣战的圣旨，二无广东官方的公告，人民怎会稀里糊涂拿出私房钱，交给身份不明的“局绅”“练首”？谁知道官老爷拿这钱，是去买了军火，还是抽了鸦片？所谓“古今天下，人情皆然”也。

宗汉不是庸吏，他明白，要组织百姓起来爱国，最要紧是跟百姓讲真话，政府不能首鼠两端，明里议和，暗里交战，其间，却拿百姓的钱不当钱、命不当命，百姓不傻。因此，要让百姓捐钱出力，“若非广为提倡，恐鼓舞不起”。今既身为钦差，“提倡”“鼓舞”之事，只能由宗汉挑头来做了。但是，宗汉真去做了，那么局面就变成“官率百姓与夷战矣，非出诸民间公愤也”，既能战胜，洋人亦“必泄愤于四口（按，谓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个通商口岸）”，甚而危及天津、北京。届时，皇帝怪罪下来，区区一个钦差，又如何受得住？

然而，不做，则民气抑郁，官威不申，国格大损，也会遭到皇帝的痛斥。前任两广总督，“浪战”如林则徐，受了处分；“不战”如叶名琛，也受了处分。宗汉找来找去，竟找不到榜样，彷徨无地，不知计将安出，回首平生，“不知造多少孽，故贬至此遥遥万里，想起来泪涔涔下”。

哭完了，还得继续干活，黄宗汉终于在抵粤前最后一刻想出“奇”招：“只好官与绅民貌离而神合，暗中与绅民时刻通信。外面仍是绅民为一局，是主战者；官长为一局，是圆通者。且看天津举动何如”（其时，英、法与清廷在天津谈判）。

所谓“貌离而神合”，即：从总督衙门出来的片言只语，丝毫不能与夺回广州有关，更别说鼓动百姓捐钱出战；但是，私底下，应由总督衙门指挥夺回广州的战役，尤应提供经济支持。

事也凑巧，时当太平天国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主战场虽不在广东，但广东与广西、湖南、江西接壤地方（西江、北江流域），时有战事发生，两广总督作为地方军事最高指挥官，可以名正言顺为广东“防堵”而练兵筹饷。于是，宗汉一到广东，即“长篇告示”，号召百姓“团练捐输”，名义上抵抗“发逆”，实则为“剿夷”提供支持。同时，“暗中与绅民时刻通信”，尽量让百姓知道这是为夺回广州做准备。这么做，效果不错，不二月，即收得数十万两银子，有力支持了义军。

两广总督例驻广州，宗汉此行驻节惠州，乃破例。今广州被占，巡抚率部仍居城内，其人亦未被清廷革职，然而，朝野上下都知道这是傀儡政府，只是不能明言而已。宗汉既是钦差，必然不能跟傀儡政府扯上丝毫纠葛，用他的话说，“上省则是投降”，所以，广州是万万不能去的。不仅不能去广州开署办公，就是与洋人谈判，亦不能将会议地点定在广州。

联军委员会曾有意将宗汉接入广州，宗汉闻信，下定决心，避不见面。联军又放出话来，说，“若不见他（按，谓‘洋酋’）而跑至潮州，伊即追至潮州，跑至福建（宗汉是福建晋江人），即追至福建，总要拿到火轮船上”。宗汉咬紧牙根，“拿定主意”，坚决“不动”，倘若洋酋非要强行挟持，则“将毒药带在身”，总要“死在惠城”，不能“死伊船中”“再不与叶中堂（名琛）为偶也”。然而，联军终未践约，宗汉空抱死志，未能殉国，“天不成我此节”“奇哉”可惜也。

“流亡政府”成立了（黄宗汉未到之先，则以广东团练总局为临时指挥机构），“义勇军”组成了，为期一年之久的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也就拉开了帷幕。当然，对躬逢其盛的赫德来说，这种斗争不过是在阴险狡诈的官绅唆使下，由愚昧的民众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动”。

大英帝国的老朋友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查抄总督、巡抚与其他衙门的档案，看到一份办理“夷务”的密奏，发现有个中国老朋友一直在忽悠他们。于是，当英国代表与清廷在天津谈判，看到这位老朋友觍颜出现在会场时，不由大怒，拒绝与他交谈，并声明他若在场，将中止谈判。清方代表无奈，只得奏请这位同僚回京，以保全和局。

这位狡猾的中国老朋友，就是耆英（1787—1858）。他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宗室正蓝旗，其父禄康为东阁大学士），自己也官运亨通[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擢文渊阁大学士，赐紫禁城乘舆]，鸦片战争期间，先后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是中国近代史开场演出的重要角色。

在两广任上，耆英与英国人相处可以称得上“融洽”二字。19世纪40年代末期，几名英国商人从中国购买一艘平底帆船——其实是清朝的军舰，驶往伦敦，这艘船被命名为“耆英号”（Keying）；从此可知耆大人在中英友好关系里的地位。

而在1843年夏天访问刚刚被割让给英国的香港时，耆英的风度给英国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港督德庇时与驻港英军司令为他举办了盛大宴会，耆英在会上说：“我以清朝武士的信仰发誓，只要对中国外交还有发言权，两国的和平繁荣将永远是我最大的愿望。”经过连续几天的观察，英国记者发现清朝官员并非都是呆板、愚昧与不苟言笑的人，他们还有另一面：“耆英和蔼可亲，富有幽默感，高超的外交技巧与良好的教养，几乎无人出其右。他在宴会上谈笑风生，但又极有分寸。”

耆英特别喜欢在宴会上唱歌。驻港英军海军司令官请他吃饭，退席前，他“主动唱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满文歌曲”。次日，耆英设宴答谢英国朋友，“每喝掉一杯酒，他都会敲打手链，大喊一声‘好’”。当双方起立“为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干杯”完毕，“耆英邀请香港总督唱一首歌，其条件就是他自己也唱一首。后来他果然一展歌喉，而且唱得还真不错，并跟大家一起鼓掌，以示谢意”。不能不为耆大人的热情所感染，接下来，除了香港总督，包括司令、大法官在内的多名英方友人“也都表演了歌唱”。

只是，十几年后，英国人发现在档案里的耆英，仍然只是一个保守、强硬乃至恶毒的清朝官员。他们并不奢望他在奏折里为英国说好话，然而发现他在奏折里传达的英方信息或是有意误导，或是隐匿不报，且凭空添出不少对英方人士的人身攻击，尤其要命的是，关于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一事，他曾当面对英方承诺了日期，而在给皇帝的报告里他却一字不提。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眼看再不清算耆英的旧账，则谈判进行不下去，英国人不仅占领广州，还要攻打天津，清文宗乃下旨赐耆英自尽，暂且安慰他那些受到伤害的英国朋友。

磕头这种病（一）

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二十六日，是清德宗的“圣诞”，满朝大臣在乾清宫跪倒一地，齐祝万寿圣节。大学士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固应做好表率，行礼如仪，只是，七十三岁的他，腰腿已不灵便，实在经不住跪拜逾刻的仪式，遂致失礼。礼部尚书延煦据此纠参，上了一折，请太后与皇帝惩罚这个无礼老臣。

只是，延煦的折子下笔极重，说宗棠“不由进士出身”，虽经帝后破格施恩，授以大学士，他却不但不知感恩，反而日益骄慢，以致“蔑礼不臣”。“不臣”二字，隐有造反之义，可不能随便说，一旦说出来，则要么深究宗棠不臣的实迹，要么反诉延煦的诽谤，其间绝无妥协的办法。

慈禧太后接到参折，觉得不好处理。她不信宗棠真能“不臣”，对延煦的小题大做有些恼火，可是大不敬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好随便放过。于是，与小叔子恭王商量。她问了个技术问题：既然事关礼仪，为何不用礼部名义，而用延煦个人名义（“单衔”）参劾？恭王一听，就明白嫂子不想穷究此事，赶紧顺着意思说“为保全勋臣计”，建议此折“留中”（不公开），以免掀起波澜，而对宗棠仅施薄惩就够了。太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表示照办。

不过，还有一位小叔子，同时也是太后的妹夫，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对此不敢苟同，大表愤怒，反参了延煦一折。他说，延煦不能就事论事，而是“饰词倾轧，殊属荒谬”。太后对宗棠的劳苦功高，固然早已“洞烛”，平日也能体恤老臣，常示优容，不致因此“摇动”对宗棠的信任，但是，将来皇帝亲政，恐怕不能如此明戏，一旦因此误会三朝勋旧，则是“此风一开，流弊滋大”。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能让延煦这样的佞人肆意胡说，离间君臣，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慈禧再次略感头疼。延煦也不是什么佞人，而是当时满族大臣中少有的直臣——未来他还对慈禧犯颜直谏，逼她去慈安太后的坟前磕头——尽管这次参劾稍嫌过分，可要说延煦“倾轧”，她也不敢信从。然而双方都在上纲上线，不可调和，除了各打五十大板，似已再无办法。于是，七月中上谕，左宗棠罚俸一年，延煦革职留任。

仔细衡量，延煦所受处罚还要重一点儿。或曰，最重要的原因是历代太后垂帘，从来没有“戡乱万里外者”，只有慈禧可以“自负武功之盛”，在排行榜上稳居前茅，而之所以取得这份成绩单，则多亏了左宗棠在西域的战胜，因此，慈禧对宗棠这副隐形的翅膀抱有感恩的心，不愿轻易被人污损。对延煦的板子打得重一点儿，也是预先警告其他不尊重左宗棠的人。

自此，虽然七十老翁还会说一些昏话，做一些糊涂事，而“朝臣无敢论宗棠者”。

磕头这种病（二）

刘愚，字庸夫，江西安福人，身高腿长，“目烂烂如岩下电”，且“纵论悬河不竭”，自号“天下第一愚人”。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十日，学政廉兆纶到安福县试士，刘愚头场已过，正写第二场的卷子，写到一半，突然想到大江南北都有“贼踪”，而官贪将懦，国事大坏，不由得心绪大恶，遂扔掉题纸，写了一首《定安策》，畅论时局，谓“今天下之事，有可恨者三”：第一，地方官多设名目，“重敛浮征”，差役上下其手，民不聊生；第二，文臣武将，俱是要钱怕死的人，“官方之坏，莫此为甚”；第三，官兵无法抵挡太平军，却又不真心支持团练，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眼见全面崩溃，国将不国。临末，说局势如此危急，得亏还有一件“可幸”的事，可以挽狂澜于既倒，那就是我刘某人还保持清醒，请学政大人速向中央报告我的建策，以救民于水火。草稿毕，刘愚还在卷尾标注了家庭住址，生怕学政找不到这位建言献策的热血书生。

廉大人阅卷大怒，贴出大字报，谴责狂生刘某“不遵功令照题作文，而上策妄谈时事”，声称要请地方官“传讯惩办”。安福县属吉安府，知府陈宗元闻讯传见刘愚，详细了解他的工作、生活与学习情况后，不仅不责怪他，竟说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是“强项好男子”，遂又向学政卖个面子，请勿追究。

刘愚逃过一劫，不致因此被开除学籍，然而自此对科举事业灰了心，不久，便去章门投效援赣的湘军，经理学朋友刘蓉介绍，进了罗泽南的幕府。后，罗军驰援湖北，他又转投曾国藩大营，并拜曾幕中的郭嵩焘、吴嘉宾为师。刘愚既号“天下第一愚人”，当然有他愚不可及的地方，那就是“所至辄上书，不得志辄引去”。曾国藩虽然度量见识超过廉兆纶，可也受不了这位聒聒不休的年轻下属，而且，不能像对其他晚辈一样施以调教，因为他是“气激而有言，不能自遏，人亦莫能遏之”。于是，数年后为他保了个补用同知，分发四川，请另谋高就。

四川布政使是王德固，需次人员要入职都得找他，可他的特点是“倦于接属”，以至有需次人员在成都混了几年也没能见到这位上官。刘愚也等了三年才被接见。照当时的规矩，属吏见长官，须行跪拜礼，长官答礼，也要跪拜。刘愚进了布政使司，二话不说，倒地便拜，连磕了几十个头，王德固没明白怎么回事，只好陪着磕头如数。总算站起来不磕了，王德固才要问刚才算怎么回事，却没等开口，刘愚俯身引手，请他走向窗户，二人在窗前站定，刘愚谛视王德固的面容，足足有几分钟，才说，请大人归座。

王德固入仕三十余年，不是没见过世面，心下以为这个下属许是患了癫痫，不妨恕他无罪，乃从容问曰：“您有病吗（君有疾耶）？”刘愚没有反问你有药吗，而是诚恳地说，刚才那顿磕，大人不问，卑职也要解释清楚。卑职到省以来，已经三年没见到大人，而每年三节两生，照例应行三叩首之礼，却没机会向大人祝贺，因此，今日一见，卑职就把这三年的礼全给补上了，还请大人笑纳。至于为什么磕完头还要端详尊容，请想一想，人的一生究竟有几个三年，今日一见之后，未来大人或高升，卑职或迁调，此生极可能“无缘再见”，因此，卑职一定要将大人看仔细，以便日后有人问及尊容，卑职“或能道出风度于万一也”。

时为同治末年，他的仕途至此为止。后来，刘愚自费出版了文集《醒予山房文存》，卷首就是那篇《定安策》。

曾文正遇上武歪公

钱钟书记陈衍语，谓：“陈柱尊人尚好学，下笔亦快，惟大言不惭，尝与予言，其诗有意于李杜苏黄外别树一帜，余笑而存之。”钟书对曰：“柱尊真可当土匪名士之号。”衍曰：“品题极切（《石语》）。”

“土匪名士”这个外号的版权，可能属于曾国藩。朱克敬《瞑庵二识》卷一：“曾文正公督两江时，有何太史者，记闻极博，下笔千言而无理法，曾公尝称为土匪名士。”

这个“何太史”，似指何应祺。唯清人惯称翰林为太史，而应祺未入翰林，不应有太史之称。然而，自“下笔千言而无理法”论，应祺又特别合格。

李慈铭论应祺之文，尝谓：“颇以古文自负，而不知学。文亦颇有笔力，惜用字无根柢，多不如法。”（光绪八年正月初四日记）前辈蒋琦龄的品评，则不一样，他说：“世之传者，不皆桐城之派，新城之法，而世之为桐城、新城者，不卒皆传也。大作开张精美，根底之深又原于性情之厚，无意于工，自无不工，所谓言有物者也，岂犹以音律体例自歉耶。”（蒋琦龄《空青水碧斋文集》卷六《答何镜海观察书》）其实二人说的是同一种现象。

至于应祺自我批评，也曾响应“下笔千言而无理法”的指责。他为湘军名将王錱撰写家传，洋洋数千言，文末自记，云：

自桐城派盛，记叙之文好言剪裁，每蹈削事就文之弊，实则掩其力之不足耳。近人每见大篇，辄诮为冗长，不知其气劲，其笔遒，固不得以字数多寡相訾謷。此传所叙近百余战，无一雷同处，鄙意欲矫时弊，特恨力有未逮耳。（《守默斋杂著·王壮武公传》）

显然，应祺不是专栏编辑喜欢的作者，但是，说他“无理法”，他是不认的，反而他是要故意破坏世俗所谓的桐城文法，极有理论自觉。

应祺的生卒，诸书皆谓不详。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作《上曾涤生尚书书》，云“男儿三十，已非少壮，祺又过二”，是知他生于1830年。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六谓应祺“年五十四卒”，则知他死于1883年。

他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自少生长在广西。以故，他“师事朱琦（按，广西人），受古文法”（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前揭与他长函畅论时事与文心的蒋琦龄，也是广西人。他的姐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状元龙启瑞，仍是广西人（《浣月山房诗集》卷三《寄内弟何镜海应祺》）。及长，他又随广西人王必达入江西，见曾国藩，受到赏识，开始自己的事业。

他的妻子濮文绮（1833—1896），江苏溧水人，是晚清才女，著《弹绿女史诗稿》与《弹绿词》（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尝作《虞美人·种桃花》，脍炙人口，词云：

刘郎去后无音信，春色飘零尽，莫随流水去人间，未到花开先护小阑干。香泥润透连宵雨，淡影斜阳里，画帘春困绿窗人，别有一天幽恨不分明。

不知是不是对应祺发出的闺怨。

约在咸丰八年（1858年）末，应祺进入曾国藩幕府，其间或治文牍，或独领一营，文武兼才，迭奉褒奖，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才离幕单飞，仕至广东高廉兵备道，“有政声”。他的干济之才，可从一件轶事看出。国藩在幕中，喜欢开玩笑，一日，“与诸客议事，因曰：天下事有非贤豪所能济者，有非庸人所能办者，当别设一科，曰绝无良心科”。应祺应声而起，说：“公求此选，舍我其谁。”（《瞑庵二识》卷二）此处“绝无良心”，不是说丧尽天良，殆谓脸皮要厚，心窍要活，说来不好听，然而对于“效奔走之节，供指挥之用”的办事能员，实在是必备素质，故应祺勇于自承，不以为嫌。

不仅不以为嫌，他大概还很满意自身所具的这份气质。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诸位名人在长沙絜园聚会，绘图为记，郭嵩焘描述图中的应祺，云：“蹲踞地上，伟干蹒跚，自负霸王之略，善化何镜海（应祺字）观察也。”（《絜园展禊图记》）

表面上，应祺“狂谲不羁”，实则“资性奇敏，论多精确”（朱克敬语）。

如论郭嵩焘，他说：“郭筠仙非无谬处，其谬处皆可爱。李法曾尽有好处，其好处皆可杀。”时人以为中肯。

如论湘军与淮军的盛衰，他说：“皖人之起，方兴未艾，而楚才一败无余。问何故，曰：皖人互相推举，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楚人日寻戈矛以相贼伤而已。稍有名望，必益为垢毁所集。凡家庭骨肉相贼害，其家之覆亡可立而待也。则凡省部相为贼害，其省之倾颓亦必可立而待也。”（郭嵩焘光绪五年六月廿七日记）湘人好内斗，也是让人感慨。

又如论古今人物等第。他说：“上一等，道德事功合一，今无其人矣，有亦必不出而任事。其次，以道德行其事功，随所往而必穷。其次，苟务为事功而已。又其次，营求富贵，只此一种人充塞天地之间。于此有能立事功者，其人已夐乎远矣。而用其与世推移之心，以赴事机之会，要止是三等人，进而上之，则必扞格龃龉而不能入。”（郭嵩焘光绪五年六月初十日记）嵩焘以为“此论似创而实确”。

若以此论衡量当时的名人巨公，可知曾国藩也只算是“苟务为事功”的第三等人，尽管他曾立志要转移一世的风气。或亦因此看透了府主终非圣贤豪杰，待国藩逝世，赐谥文正，应祺遂“自号武歪公”“以示相当”（《瞑庵二识》卷二）。

暗而难知穆彰阿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清宣宗驾崩。二十六日，皇太子奕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咸丰，是为文宗。文宗登极，面临两桩棘手之事，一是南方的叛乱，二是英国的侵略。内忧外患，俱是其父的政治遗产，一时间并无有效的办法，文宗心绪甚恶，可想而知。就这么恶心了九个月，他总算想出一招，以为涤旧迎新的尝试。十月二十八日，文宗亲笔写下一道圣旨，谴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穆氏早在道光八年（1828年）就进入军机处，十六年（1836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为军机领班大臣，成为权倾一朝的“首相”。文宗将任职十五年之久的“首相”撤换，表面上看，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俗套做法，实际上，另有深意。

首先，他以此表达对道光朝因政治不修、“夷务”失措而酿成当下难局的不满；格于孝道，碍于颜面，他不能公开指责其父治国无方，只能拿前朝老臣开刀，于是，穆氏首当其冲，罪无可逃。

其次，他认为前朝政治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柄国大臣“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穆氏是“首相”，自应担负最重的惩罚。不过，严格地讲，“阴柔”与“揣摩”，并不能视作实际的罪行，只能是一种微妙的观感。文宗亦明此义，故在谕旨末尾，特地强调了一句，说：“穆彰阿暗而难知。”

确实，在近代史上，穆彰阿真是一个“暗而难知”的人。嘉、道二朝，他多次出任主考，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时有“穆党”之称；他与另一位“首相”曹振镛（以“多磕头少说话”为做官秘诀者）前后相继，左右了道光朝三十年的政局，养成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风气（曾国藩语）；他在鸦片战争时期掌控持权，赞成和议，罢黜林则徐，实为历史转型期的关键人物。但是，不论善恶忠奸，地位这么高、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人，我们对他却知之甚少。当时的官方资料，只有《清史列传》一篇传记（《清史稿》本传即据此删节而成），仅述履历，不及其他；私家笔记倒是有十几条，但多是轶闻传说之类，且多被剿袭，是否廉得其情，不能无疑；民国至今，史学界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传记，甚至连研究他的论文也不过寥寥一二篇，品质亦非上乘。

他就像一个巨大的影子，后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却看不清他的面目。不过，细心观察阴影的形状，或能推知几分造影者的轮廓。

晚清学者李慈铭虽对穆彰阿的“误国”深恶痛绝，于“穆党”却有一番平情的议论，他说，穆氏“引掖后进，地道孤寒，虽多在门墙，而不离文字。较之树援植党、傅法持权者，尚有间也”；意谓穆氏虽构建了庞大的政治势力，但与传统上贪贿弄权、党同伐异的“奸臣”有本质区别，甚至可以说，他在培植人才方面还功大于过。此非泛泛之谈，而是基于史实的判断。

曾国藩便是穆门高才的杰出代表，他出身“孤寒”（其家六百年无科第仕宦），经穆氏“引掖”，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以此，终生对恩师感激不尽；此外，季芝昌、骆秉章、劳崇光、李星沅、彭蕴章、何桂清、黄宗汉、叶名琛、郑敦谨、袁甲三、罗遵殿、乔松年、毛鸿宾、阎敬铭等咸、同、光三朝的大员，其人之政绩或有优劣之殊，品德或有良莠之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都出诸穆门，且与师门保持良好互动。可见，穆彰阿虽被皇帝扳倒，但是，“穆党”仍是构成整个皇权统治的坚实基础。

当然，从人性上分析，穆彰阿的行为也不算吊诡。对他来说，权力本身——甚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感觉——就具有极大的诱惑，远迈敛财货积带来的快感。

聊举三例：

第一，劳崇光由京官外放，临行登门请训，并奉上礼银，穆云，你在京清贫，哪来送礼的钱？日后外任有了收入，再跟我讲这个礼节吧。

第二，穆门某人，“气节人也”（穆语），以知县候补部吏，但任上有亏欠，无法交代。穆氏（其时已褫职家居）闻之，立赠三千两，替他解困。后来，此人“以杀贼死”，穆氏慨曰：“以三千金而成一节义之士，所获多矣。”

第三，骆秉章任御史，稽查户部银库，穆彰阿从旁打听他的节操，听说一毫陋规也不收，赞曰：“真体面，此是我门生。”

除了咸丰三年被皇帝“勒捐”一万两银子，穆彰阿并未受到罚没财产的处分，但他过世后不到十年，家境已形破败，令来访的曾国藩大为感伤。适如时人的评价：“若谓之误事则有之，谓其贪黩则不然。”（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他不是贪官，也不是小人；他对人才有准确的品鉴，却严诫弟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有高明的权术，却看不清时势的走向。换一个“盛世”，他可能“不谥文忠，便谥文恭”（当时对联语）；当彼之世，他只能成为时代的影子。

军机处里偷金印

穆彰阿是道光朝的权臣，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少年成名，入仕后，三次主持乡试，五次主持会试（清代“五典春闱”者，除他之外只有三人），门人弟子遍天下，所谓“敢为科名致身早，风檐轻与辨骊黄”。他的学生虽有良莠之别，但都是近代史上有名人物，最著名的是曾国藩，其他如杜受田（协办大学士，帝师）、黄爵滋（鸦片战争前力主禁烟，姓名常见于中学历史教科书）、骆秉章（协办大学士，“中兴名臣”）、叶名琛（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军掳至印度）、何桂清（两江总督，以弃城不守被诛）、彭蕴章（大学士）、阎敬铭（大学士，著名廉吏）、魏源（近代著名学者）诸人，都不是一般人。

尽管权势煊赫，穆彰阿却是一个清官。不仅有很多拒贿的记录，从他子孙的状况，也能说明一二。

其子萨廉，光绪六年（1880年）翰林，仕至礼部侍郎，历史上的名气不大，在当时确是一号人物。主要因为他在官场的辈分太高。譬如，他生于1844年，曾国藩生于1811年，足足小其三十三岁，可曾国藩的老师是季芝昌，季芝昌的老师是穆彰阿，则曾国藩比萨廉晚了一辈，严格说，可以见面磕头了。更不要说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很多京官甚至比萨廉低了两辈，见面要称他“太叔”了。因此，萨廉有个外号，就叫“京城太叔”。虽然辈分高，萨廉却不是一个耀武扬威的人，哪怕对家中骄横恣肆的仆人，他也只是苦口劝诫，不忍疾言厉色，甚至说到自己堕泪。因此，萨廉又有一个“菩萨”的外号。

萨廉喜欢唱戏，尤擅胡琴，“圆转如环”，据说水平要超过当时的名家梅大锁。穆彰阿的曾孙德珺如，只比萨廉小八岁，也喜欢唱戏，爷孙俩耍成了好票友。德珺如早年唱青衣正旦，其音可裂金石，名震一时，然而是个长脸，故被人取了个“驴头旦”的外号。他一怒改为扮小生，仅论唱功，当时也没有比他更好的角儿。

德珺如与谭鑫培结成亲家。起初，女婿谭小培在同文馆学德语，但谭鑫培唱出名头后不愿子女再做这一行，毕竟是贱业。而谭郭联姻（穆彰阿为郭佳氏），也希望借助历代仕宦的亲家，洗白自家的身世。谁知德珺如不但自己“脱离家庭”，下海做了演员，还“以不学戏为可耻”，严令小培学戏。谭家没办法，只能“俯就”。或也因为有这一出，否则未来的著名老生谭富英（德珺如外孙），戏迷就看不到了。

萨、德只是体现了八旗子弟好玩会玩的特征，穆彰阿另一个儿子萨隆阿，则让人感受到豪门的衰落。

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十七日，军机章京萨隆阿上早班，见上一年收缴的天王洪秀全自用的“太平天国万岁金玺”，放在一处打开的橱柜，趁无人看见，包着就带回家里。七天后，即去东四万盛长首饰铺，伪称是四叔做道员从外省带回来的，请铺伙化成十根金条。铺伙见是熟客，也没多话，帮他做了。十一月，内务府访查此案，才从金铺找到线索，揪出萨隆阿监守自盗。可笑的是，审讯萨隆阿时，他说已向银铺兑了两根，家中还剩七根，可内务府去他家炉坑一搜，发现还有八根。死到临头，还想留一根以后花，对此，除了呵呵无语，实在不知如何评价了。

为琦善点个赞

琦善官运特别好。

十九岁入仕，即授刑部员外郎，二十五岁，擢通政使司副使，是正四品官，而在清代，凡五品以上皆称高官。三十岁，任河南巡抚（正二品），三十六岁，升两江总督（从一品）。据说有人来不及改口，见了升任总督的他，还小琦、小琦地叫，虽然失礼，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的官场，这都算一段佳话了。五十岁，他已身为文渊阁大学士（正一品），直隶总督，是民间所谓“宰相”；这就是他去广东处理“夷务”时的正式身份（同时也是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与粤海关监督）。然而，年轻人升迁如此迅速，似乎不符合惯常人们对道光朝的理解。

清代道光朝，用人行政，最讲究资格。这当然体现了道光皇帝的风格。为什么道光朝是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有人尝试用“心理史学”分析，因为道光皇帝当皇子的时间太长，在竞争成为皇太子的凶险道路上养成了稳重以致失于保守的性格，而等到即位时已经三十八岁，从生理上来说早已进入中年（古人比今人成熟得早，似无疑义），更加求稳惧变，于是，不仅以此律己，还要以此规范百官，自然而然，就养成了自上而下的暮气。初闻此论，觉得很有道理。但在他之前，顺治、康熙、乾隆与嘉庆诸朝，皇帝登基之时，从数岁到三十余岁，都比他年轻，称得上虎虎有生气，故气象大不同。但是，仔细一点儿，去查书，却会发现他的皇阿玛嘉庆皇帝，尽管三十七岁就名义上称了帝，可接下来四年的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主持（虽已是嘉庆朝，但宫中的时宪书继续使用乾隆年号），待到他真正接班，已是四十一岁，比道光皇帝登基时大了三岁。不仅如此，他的曾祖雍正皇帝，四十五岁才接班，也没见谁评论雍正朝的空气如何保守，如何压抑，这又怎么破？

“万马齐喑究可哀”，是仕途不得意的龚自珍对他所处的时代做出的判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自有他的经验与情绪，后世读者须尊重，然而，不能用他的话来定义整个时代，更别说否定一个时代，因为这不科学。同理，道光皇帝确实输了鸦片战争，可不能因为这场败仗，就把他个人一笔抹杀。至少，琦善的火箭式升迁，就是一个反证。

当然，琦善出身不一般，毋庸讳言。照修正版的五德始终说，清为水徳，然而尚什么色说不准，只好以宗室的黄色来权代，恰好琦善也是正黄旗人；他的始祖格得理尔，本是蒙古贵族，而能率众归附满洲，因此受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传到琦善，正是第十二代。以此，可说琦善是黄十二代。他是侯爵继承人，即能以荫生授刑部员外郎，远比辛苦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要轻松。

不过，琦善未来能在史书占据一席之地，不论褒贬，原因在于他既有了先天的地位，可也从不放松后天的努力。

琦善借着家世显赫，不到二十岁，免试去刑部当了干部，可想而知，同事们自然有羡慕他的，也会有从心里瞧不起他的。心里的鄙视，不必写在脸上、出诸口中，但会体现在做事上，于是，如何应付各种刁难，成了琦善初入职场的最大难题。

有人总结清代政治失败的原因，说主要因为三个字：“例，吏，利。”清代的官方法律是《大清律例》，律文有四百多条，条例却有近两千条，律是成文法，例，则集合了历朝皇帝的诏旨、对臣下奏折的批谕，以及从刑部审定案件中抽象出来的原则性意见。法律是死的，皇帝是活的，由此可以推知，律与例，孰为重要？当然是例。

对胥吏来说，他们虽然没有科举或贵族出身，不能担任要职，但是，中央各部官员、地方各级官员，在具体办事与办案方面，几乎都要按照胥吏的意见办。官员们并不想这样，但他们不熟悉业务，办不好这种事情。在胥吏面前，他们都是废物。试想，至少花二十年工夫研究八股文写作的领导，哪有时间去熟悉例案？在一省一部连续工作几乎不超过十年的领导，哪有动力去熟悉例案？可是，在中举赴职后，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都与例案有关，请问，领导该怎么办？单位里正好有一些几乎一辈子都在同一职岗工作的胥吏，甚至他们的父兄也在同一职岗，而且他们的子孙还很有可能继承同一职岗，请问，要不要请教这些同事？如果嫌麻烦，是不是干脆就委托这些同事去办算了？是的。因此，可以看到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对本部基层员工特别尊重，远远超过对中层干部的尊重。

最后一个“利”字，也就有着落了。胥吏既不能通过科举猎取功名，也不能借助家世掌握权力，就只能通过工作体现价值——精熟例案，挟例弄权，以权谋利。

琦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的刑部新来的年轻人。虽然是干部，但不是领导，上班还得干活，干活就容易被老同志们噎着，噎坏了还没地儿投诉。如前所述，各部首长对本部胥吏都是由衷地尊重，小琦要告他们的状，那是不懂事。

小琦懂事，小琦不哭，小琦爱学习。他花三百两银子，请来一位刑部退休的老同志，咬紧牙关，苦学三年，学到“例案精熟”为止。有品官的地位，则未来有发展的空间，再兼有胥吏的本事，如虎添翼，则前途不可限量矣。为什么琦善在三十六岁成为两江总督？这就是答案。

1841年，当英军兵舰到了天津，琦善临危受命，去广州处理“夷务”，在确信打不过对方的情况下，与英方签订了《穿鼻草约》。他之所以被称为“汉奸”，即因这次签约。然而，照当时的情势，不签约，又能如何？不过二十年，有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不愿完全履行条约，结果是圆明园被烧，广州被占领。或曰，历史不能假设，二十年前后的事情不能用来互证，那好，且看事实：一年后，清廷虽不承认《穿鼻草约》，却须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才能停战。

再看看《南京条约》与《穿鼻草约》条款的比较。前者同意完全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后者规定割让香港，然由中国保留在香港收取关税的权力；前者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后者只需补偿烟款六百万元。于是，说到丧权辱国，二者皆然。说到外交利益的得失，则琦善谋国，犹有多者。以此，蒋廷黻才说：“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

做出这种判断，实在不难。然而在当时，在晚清以至其后，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不愿为琦善点个赞。仅就当时而言，皇帝事前到底如何授权，事后到底如何卸责，失地卖国的真正罪人到底是谁，就是一桩疑案。虽无确证，但我们从琦善以擅订和约得罪，革职充军，不久即赦还，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员的事实来分析，可以相信清宣宗并未真把琦善当罪人。

至于当时的舆论与后世的清议，不利于琦善，更易理解。鸦片战争后，琦善任陕甘总督，有位下属叫张集馨，在回忆录里这么说：琦大人“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在刑部办秋审（死刑复核），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在地方做官，办案与用人，亦非不徇人情，但必须情理相合，方肯同意，总以“不贻害地方”为原则。也不是不受贿，但必须“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钱，而绝不做买官卖官的勾当。若然，则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场，应能获得中上的评语了。但是，张氏又说，琦善“性气高傲，不欲下人”，对当时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给面子（林则徐应在其列），以此，以名公巨卿领衔的评论界，对他自然是“毁多誉少”了。

“党援”肃顺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清文宗在热河病死，遗诏以肃顺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十月，慈禧太后与恭王发动政变，推翻顾命大臣的政府，开创垂帘听政之局。政变成功后，并未穷治“肃党”，或以为借此可见慈禧太后的理性与仁慈。

然而，“肃党”之有无，本就是一个悬案。民国三年（1914年），肃顺当年的小弟王闿运，旧地重游，白首谈玄，云：

“其时夷患（按，谓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俱为清流。肃裕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

同、光两朝，“清流”专指主战派，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被称为“浊流”。闿运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称为“清流”，并谓“权臣”肃顺“兼善”之，显然是将肃顺视为当时的“政府”。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中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用“肃党”一词，污称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朋党”，深表不屑。

御史许彭寿却不这么看。他写了《密陈查办党援等四项事宜折》（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谓，“伊等专擅以来，无耻之徒或为之鹰犬，或为之囊橐，或为之发踪指示”，建议太后“饬下亲信大臣，密查此种劣员，严行澄汰，以肃官常”。不过，同日他又附片奏曰：

“再，权要作威作福，目中且无君父，何况同官？在诸臣受其挟制，不过出于免祸之心，而臣又得自传闻，是以先未指实，总求饬下亲信王大臣从容查核，未可发之太骤。倘即日明降谕旨，则言者以报复为虑，此后无敢建言者矣。”（《查办党援未可发之太骤片》）

似对“无耻之徒”颇具同情之理解，不愿太后穷治。太后想法则略有不同，看到折片，她“当令议政王、军机大臣传旨，令其指出党援诸人实迹”。彭寿既已倡议，虽曰“得自传闻”，至此也不得不交出名单，否则就有“讦告诬陷”的嫌疑。他检举了有代表性的几位大臣：“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书陈孚恩。踪迹最密者，如侍郎刘昆、黄宗汉。伊等平日保举之人，如侍郎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外间皆啧有烦言。”或真是为了“惩一儆百”，初七日，上谕命将名单中的陈、黄革职永不叙用，余人俱行革职，并声明点到为止，“此后朕惟以宽大为心，不咎既往。尔诸臣亦毋许再以查办党援等事纷纷陈奏，致启讦告诬陷之风”（《谕内阁将党援载垣等之陈孚恩诸人革职》）。

彭寿列出的名单大有问题。他人不论，被革职的刘昆就感觉特别悲愤。此前，他与肃顺的私交，不过同席吃过一顿饭，而且饭局的召集人还是彭寿之父乃普（时任吏部尚书）。试想，我刘某若是“肃党”，汝父难道是卧底不成？于是，某日在戏院碰到许彭寿，刘昆破口大骂，“且质尚书前事”，彭寿理屈词穷，转身就跑，“昆奋起击之，碗拂其耳，羹酒染衣，众环救乃解”。时人并作联语，云：“许御史为国忘亲，捐归党籍；刘侍郎因祸得福，打复原官。”（按，刘昆不久就重回官场，同治中仕至湖南巡抚，事见朱克敬《瞑庵二识》卷一）

然亦有人系统总结过“肃党”的构成，谓：“肃顺擅政，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交车，次京曹官，次外吏。”[按，“留京公交车”（进京应试的举人）可以王闿运为代表，“京曹官”可以李寿蓉（户部主事）为代表，“外吏”则可以写下这段总结的李桓为代表。]

李桓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之子，时任江西道员。他怎么理解肃顺搜罗外省人才的呢？因为贵州安义镇总兵进京陛见，途经江西，李桓“以其久着战绩，厚赠之”，总兵至京，拜访肃顺，肃向他访问江西吏才，总兵对以李桓为赣省第一干吏，并写信给李桓，说肃大人对兄台极感兴趣，不妨拜在门下，只要从江西寄来门生帖，我即在京代购一柄玉如意，“附缄面递，即可晋秩两司”（谓可升任按察使甚至布政使）。李桓接信，“不觉失笑”，以为“武夫不足与论”，烧了此书。以后，肃顺被杀，据说“所有往来书札悉行封进”，于是，李桓很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谓“幸不为某所诱”（李桓《甲癸梦痕记》卷一）。

但是，李桓却忘了十月二十九日的上谕：

肃顺管理处所尤多，凡内外大小臣工，赠答书函，均恐难与拒绝。当兹政命维新，务从宽大。自今以后，诸臣其各涤虑洗心，为国宣力，朕自当开诚相待，一秉大公，断不咎其既往，稍有猜疑。所有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各件，着议政王、军机大臣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至意。

之前抄肃顺的家，发现多封陈孚恩写给肃顺的“亲笔暗昧书函”，因此加重治罪，将孚恩充军至新疆。同时，当局应也发现不少朝野大僚写给肃顺的“亲笔暗昧书函”，其中，必不可少地还会有湘军领袖如胡林翼、曾国藩诸人的亲笔信，因为，肃顺器重“湘贤”，早已不是新闻，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肃顺幕后主持，强行保住左宗棠，免其入狱。而湘军是太平军的唯一劲敌，稍谙时事者皆知湘军此役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不论要不要根治“肃党”，将湘军大佬划入“肃党”阵营绝非明智的做法。以此，太后说所有肃府查抄的书信都要拿到军机处一把火烧了，“毋庸呈览”，实在是合乎情势、最正确的处理方法。当然，焚毁之前是不是做了备份？揆以情理，这个答案也极有可能是个YES。这些书信，极具运用之妙，将来很有可能用得着嘛。

以上不过猜测。但是，看看曾、胡、左诸人全集，可有一封写给肃顺的信，可有一两句对肃顺的赞语？没有。按常情与逻辑，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肃顺是当时实际的国家领导人，于公于私，地方大吏皆应与他往来，且不能限于公事公办的往来。信都去哪儿了？军机处把原信烧了，诸位赶紧也要把自己的底稿烧了，可想而知。

而本质的问题，是肃顺真要谋反吗？若然，则不论湘军大佬再如何身膺巨任，恐怕结局都是身首分离。若否，则不论平日写信如何“亲笔暗昧”，都是谋国之忠，无可厚非，或能寻出病句，绝不可引为罪证。以此，慈禧太后才能遵循理性，表示宽厚与和平，以致十年后曾国藩与幕客聊天，要由衷地赞叹“女中尧舜”，尽管他此前也“暗昧”地说过，政变后抹黑肃顺，实在是“天下无真是非”。

畅销书作家汤鹏

晚清益阳人中，官做得最大的是陶澍，事功最显赫的是胡林翼，“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曾国藩语）。

汤鹏（1801—1844），字海秋，九岁能属文，十四岁补学员，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第二年连捷成进士，以主事分礼部，时才二十三岁。道光十年（1830年），充军机章京，极受大学士曹振镛赏识，担心他在“冗众”的礼部受到遏抑，特奏调至户部，旋擢贵州司员外郎。道光十五年（1835年），充会试同考官，时年三十五岁。对这样一位少年巍科、高才博学的年轻官员，舆论皆以为“不日月跻津要得美仕也”，然而汤鹏不走寻常路，“自赀求为御史”，做了一名言官（王拯撰《行状》）。

这年八月，工部尚书宗室载铨，在检查公务时，将本部司员嵩曜误认作“家里人”。所谓家里人，是指旗人虽须服从皇帝，然而也要敬礼所在旗的旗主，旗主则视本旗之人为家人，当然，家人听上去不错，其实另有个称呼则是奴才。然而嵩曜并非载铨的“家里人”，闻言觉得受了侮辱，回头就向长官具呈代奏，告了御状。道光帝认为“载铨措辞过当”，而“嵩曜负气具呈”，都有错误，遂将二人分别交给宗人府与吏部议处，结果载铨照例议罚职任俸一年，嵩曜照例议罚俸九个月，各打五十板，了了此事。但是，到了十月，汤鹏重提旧事，率先奏称，载铨处分过轻，请再交宗人府量加议处，并请将嵩曜处分宽免。宣宗大怒，批评汤鹏“率意渎陈，于奏定准行事件，妄议改更，无此政体。且赏罚为朝廷大权，岂容臣下妄行干预”，若此，“实属不知事体轻重，不胜御史之任”，遂命汤鹏卸任御史，仍回户部（据《清实录》）。

回户部，汤鹏升任江南司郎中，管理军需局，并被钦点为陕甘乡试正考官，可知圣眷未衰。而圣眷之所以未衰，大概与当朝大佬对他的爱重有关。而之所以爱重，则因为大佬们特别喜欢他的制义。

有一条笔记，记录汤鹏在考场上的机智，久为人知，云：

寿阳祁相国寯藻，督学湖南，邵阳魏默深源，益阳汤海秋鹏，皆其所激赏。道光癸未（三年），汤魏两先生均赴会试，至都谒祁。祁语汤曰，海秋之文何其冗长，不如默深短炼佳也。是科，祁充会试总裁，题为《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汤入场，忆师言，文特简括，后比连用三字句。寿阳得之，曰，此魏默深也。亟录之。比揭晓，则益阳汤鹏也。（陈锐《袌碧斋杂记》，载《青鹤杂志》一卷二十一期）

祁寯藻于道光二年（1822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次年任湖南学政，至六年卸任。而道光三年（1823年）会试，考官是曹振镛、汪廷珍、王引之、穆彰阿，祁寯藻并不在列。可知祁寯藻不可能在三年会试前夕在京指点汤鹏如何作文。这条笔记是张冠李戴了。

汪穆二位老师，先后为汤鹏的八股选集作序。汪序[道光七年（1827年）]自谓“生平不轻为人序文”，实在是有感于汤鹏“天才固多，而人工亦非其所少焉”，才愿意向世人介绍这种既是“自成一家之文”，又是“不名一家之文”的佳作。穆序[道光十七年（1837年）]则谓汤鹏“闱中之文，朴遬浑坚，浏亮顿挫，余固心焉许之”，而学与年增，才不少却，俨然已到了韩愈所说“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境界，因此愿意大力揄扬。其序还透露了一条书市的消息，谓汤选自七年刊行，“几于家有其书，人有其篇”。此语不虚。道光十二年（1832年），邵懿辰初至北京，即“见书肆间市汤君海秋时文，善琱绘物情而举以大义”（《汤海秋哀辞》），印象深刻。

文章写得好，且能畅销，诗也不错。龚自珍撰《书汤海秋诗集后》，谓汤诗可以一个“完”字做评语。其词曰：

何以谓之完也？海秋心迹尽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挦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任举一篇，无论识与不识，曰：此汤益阳之诗。

当然，龚自珍说的这个“完”字，是对汤鹏而言，并非对诗艺而言。从汤诗或能见到完整的汤鹏，然而未必能代表完美的诗艺。他在《己亥杂诗》里为汤鹏写了一篇，云“觥觥益阳风骨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第廿九首）；“勇于自信”四字，褒贬已在其中，恰如前揭的“完”字。汤鹏的湖南老乡傅熊湘，借着龚自珍的评语，说汤鹏“自负甚厚，至谓合于性天，出入于风骚而不苟作”“惟骏快之作，常觉有发露太尽之感，转不如驽缓者之纡徐可思”，至于整体水平，则“七言古乃似尤西堂，其次亦不过为常人语而已”（《钝安脞录》卷一）。

虽然，汤鹏的声名在后世还是寂然的，不过，托曾国藩的福，对于爱看近代轶事的读者来说，提起汤鹏，还是有印象的。据李伯元《南亭笔记》云：

曾（国藩）与汤海秋称莫逆之交，后忽割席。缘曾居翰林时，某年元旦，汤诣其寓贺岁，见砚下压纸一张，汤欲抽阅之，曾不可。汤以强取，则曾无事举其平日之友，皆作一挽联，汤亦在其中。汤大怒，拂衣而去，自此遂与曾不通闻问。

故当时在京湘人谚云，曾国藩包写挽联，江忠源包送灵柩。然而，据曾国藩为汤鹏写的祭文，则二人闹翻，与生挽无关。其词曰：

我行西川，来归君迓。一语不能，君乃狂骂。我实无辜，讵敢相下？骨肉寇仇，朋游所讶。见豕负途，或张之弧。群疑之积，众痏生肤。君不能释，我不肯输。一日参商，万古长诀。吾实负心，其又何说？

据其自述，则谓，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曾国藩完成四川乡试正考官的差事，回到京城，汤鹏特地组局欢迎，哪知一语不合，二人大吵了一架，闹到不欢而散，直至第二年汤鹏逝世，二人再未见面。国藩对此十分内疚，故曰：“一日参商，万古长诀。”唯据曾氏家书，谓“汤海秋久与之处，其人诞言太多，十句之中仅一二句可信”（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则曾不满意于汤，又非一日矣。

汤鹏的死，是暴卒。诸人所作行状传记墓铭哀辞，皆未明言因为什么而暴卒，只有曾国藩祭文提了一句，云：“一呷之药，椓我天民。”可知与吃错了药有关。而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猛药不可轻尝”条，汤鹏是在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的家宴上与朋友打赌，不信“大黄最为猛药，不可轻尝”的邪，自谓“无疾常服之”，硬是当场吞了一两多大黄，黄昏即已腹泻不止，稍延至明日凌晨，即告暴卒。一位才人，就这么稀里糊涂送了性命，令人难为情。曾国藩评曰“岂不有命，药则何罪”，也是实在不知如何去说这事。

汤鹏《漫兴》云：“雕肝刻肾三千首，赢得人间号海翁。”而终年只有四十四岁，徒负“海翁”虚名，实在令人遗憾。

奇人钱江

粤人黄世仲化名“禺山世次郎”（禺者，黄为番禺人；次郎者，仲也）撰《洪秀全演义》，是一部奇书。此书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报纸连载，其时，清廷仍有六年之命；而书首诗云“汉家正统自英雄，百战如何转眼空？凭吊金陵天子气，啼痕犹洒杜鹃红”；既曰“汉家正统”，则谓满人统治无合法性，既曰“金陵天子”，则谓太平天国不得谥为逆贼。于是，在时人看来，这端是一首“反诗”，其书则为“禁书”，作者则是“乱臣贼子”。然黄氏是同盟会员，又是新闻界才子，思想前卫，笔力雄健，正欲以此书做匕首、投枪，正欲做一个“乱臣贼子”也。只是，他求仁得仁，乐得做“贼”也就罢了，却将钱江拖上“贼船”，未免做人不厚道。

钱江，字东平，浙江长兴人。他是近代史上一个奇人。他有四奇：

一奇，咸丰三年（1853年），他以监生入幕，协助雷以创订厘金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商业税），资助军饷，镇压太平军；史称“厘祖”。此一制度延续至清末方被革除，而余风不歇，直到民国仍被各地军阀用为敛财之具；实在是中国财政史上一桩大事。其事载于多书，早成定论，唯周育民撰《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2006年8月），力翻旧案，谓经核对时事，钱江不可能为雷氏定策，言亦有据；以不关本文大旨，暂不赘论。

二奇，不多久，钱江就被东家办了个就地正法，一命呜呼。据雷氏奏折：钱在军中，“交接贤豪”，以养其望；“招延勇士”，以收其威。他还作了一首谶诗，云：“满地红樱子，须防白帽来。若要此河开，必须刘基才。”这极有“谋逆”的气象，故不得不先行正法，以消患于未萌。谶语诡怪不可解，但有“刘基”（刘伯温）字样，不由让人想到烧饼歌的故事，更想到钱江于道光末年曾接触“太谷教”的故事（张曜《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所谓“太谷教”，杂糅儒、释、道，自成一派，不立文字，聚众隐修于山东黄崖山。同治五年（1866年），整个教被官兵当作“邪教”剿灭，万人同时遇难，史称“黄崖教案”。

钱江是否入教，不可考；但他天赋“长身瘦面，手垂过膝”的“异像”（施补华《钱江传》），平日不事生产，好谈大略，兼喜图谶，这就为他的第三奇——成为太平天国金牌师爷——设定了一个易于理解的背景。《洪秀全演义》中的钱江，依作者之意，直可比作诸葛亮，而与冯云山（拟徐庶）、李秀成（拟姜维）鼎足而三，成为天王（拟刘备）的心腹臂膂。限于篇幅，不能转述书中内容，且看回目：一曰“钱东平大败曾国藩”，一曰“钱江独进《兴王策》”，一曰“钱东平挥泪送翼王”，简直就是以《水浒传》笔法写一部《三国演义》，看官却道奇也不奇？只是，奇则奇矣，奈何失真。罗尔纲撰《钱江考》，揭破《演义》及《满清野史》等笔记小说伪造钱江“革命史”的骗局，铁证如山。奇人不奇矣。

但是，钱江还有第四奇——他没有死在雷以的刀下，而是虎口逃生，亡命江淮间，后至上海；同治年间，以儿子殉节，受六品封衔；光绪十六年（1891年），以高年积德，被学政授以“里闬仪型”之匾；最终，于宣统元年（1909年）老死于江苏清江普应寺，享年九十六。陈光贻据《长兴县学文牍》及孙德祖《寄龛诗质》《杂记》撰成《再谈钱江》（《长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证据确凿，将业经众多史家众口一词定下的“铁案”翻了个边。此不仅为乡贤白其冤，更令吾辈知道征文考献之难，知人论世之不易。功莫大焉。

吾家就是翰林院

干禄，就是吃公家饭。有关干禄的书，相当于今日的干部必读或公务员手册。自隋唐以来，字写得好不好，逐渐成为干不干得到禄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了句俗谚叫作“字是打门锤”。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就专门作了一部《干禄字书》，将每个字的写法分为俗、通、正三体，告诫有志于官者多写正体，不要因字体犯错而砸了公家的铁饭碗。孔乙己自诩知道茴字的四种写法，但不一定知道哪种是正体，故此吃不上公家的饭，潦倒一生。

道光年间权臣曹振镛死后被谥为“文正”，生前却是个“字正”。他极力推行“齐整无破体”的书法，要求考生写字严格遵照以董其昌、赵孟两家书法为基础的馆阁体，不问文章写得如何，但看字体入不入格。这种阅卷套路，与他建议道光皇帝看奏折的方法一脉相承。同时，他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进士们想进翰林院，更须苦练馆阁体，不然万万过不了“字正公”这一关。

说来奇怪，写毛笔字这件事，并非熟能生巧的。书法发烧友康有为练字五十多年，名碑名帖，揣摩殆尽，却终于只写得出一手“俗”字，不得不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最终断绝做书法家的念头，改行做了书法理论家——康氏《广艺舟双楫》是近代著名的书法批评专著。在他之前，另有一个倒霉蛋，也被恶鬼附了手腕，并因此绝了做书法家的念想，不过，这人改行做了书法教育家，而非理论家。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龚自珍。

论才情，论学问，论见识，龚自珍都有资格进翰林院。可是，院长曹字正公偏不关心学识，他只看你小楷写得好不好。龚自珍却死活也写不好馆阁正体，进不了翰林院，无奈，他只得在部曹一级折腾大半生，不到五十岁便郁郁而终。人一憋闷，总得找个出气的办法，明着斗怎么也斗不过当朝极品，那咱们就想个办法恶心他、腻味他。龚自珍模仿颜氏《干禄字书》，写了一本《干禄新书》（简称《新书》）。《新书》也讲如何写字，且专讲如何写一手翰林必备的字。《新书》写就，龚自珍便令家中妇女——包括女儿、媳妇、小妾、丫鬟全要对着教材练习馆阁体，日有课程，月有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龚家女子人人写得一手符合标准的馆阁体。

于是，再要听到谁说某翰林如何如何，翰林院又如何如何，龚自珍便满脸不屑，傲然说道：翰林有什么了不起？翰林院又有什么了不起？吾家妇女写字，个个都是翰林，吾家就是翰林院。

想赚三千两

古人通常理想是中一次考，娶一房小，刻一部稿。这就是所谓俗吏的人生画像。然而，对于志存高远的名臣来说，虽曰近君子，远小人，俗吏不能也不应摒绝，则是胡林翼获得的教训。

当他在湖北巡抚任上，某日，接见一位需次来省的县令。其人五十出头，举人出身，在京经过大挑，分发湖北，此行谒见长官，若无异议，则将赴县上任。其时天气炎热，县令随身带了扇子，大摇特摇，全没注意巡抚的脸色已起了变化。林翼问：“很热啊？”县令答：“是，是，特别热。”林翼说：“不如除下帽子。”县令致谢，除了官帽继续扇。林翼看冷笑话没起作用，有点儿生气，说：“干脆把袍子也脱了罢。”县令遵命除了官服，赞颂领导英明，确实凉快多了。林翼大怒，拂袖而去。

入内，胡母汤太夫人见林翼面有愠色，问：“这是咋了？”林翼报告了见闻，说：“此等人真辱没衣冠，怎么能指望他做个好官。”太夫人说：“崽啊，你错了。此人三次不中会试，五十岁了，大挑一等，得了知县之职，才进入官场，哪晓得应对上官有那么多规矩。若知道六月天扇扇子也会惹怒上官，他绝对能忍住的。而且吧，你是领导，他是属吏，你要批评他，尽可直言，何必冷言冷语戏弄人呢？你也错了。”

林翼尽管脾气大，道理还是听得进去的，觉得母上所言甚是，于是，次日再次召见县令。县令这次没带扇子，然而神色从容，并无涩缩之态。林翼略询他的履历，然后问他，做官是为了啥。县令答：“想赚三千两银子。”林翼“心鄙其言”，但也欣赏他的坦白，再问：“为啥定三千的指标？”县令答：“出身贫寒，无力读书，幸有祠堂津贴，亲戚资助，才能中一举，得一官，所以要赚三千两，是想捐一千给祠堂，分一千给穷亲戚，剩一千用来赡养妻子。”如此，何可厚非，林翼点头称是。遂指派某县，命他赴任。

县令在官年余，辖地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没有一桩未结之案，也没有拖欠一两正供钱粮。林翼感叹，“此所谓安静之吏，悃朴无华也”，不遵懿训，差点儿错失一个好官。没多久，县令具禀求见，官印也带在身上，林翼笑问：“三千两已经到手了？”县令答：“托大帅的福，不但赚了三千，还有三百两的盈余，这笔计划外的收入我不要，请大帅处分。”随即呈上银两，长揖而去。

此事见民国《益阳县志稿》。唯清末知县年入，综计正俸、养廉与陋规，所谓“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光绪《湘潭县志》），虽然湖北州县在战乱凋残之余，或不如湘潭富裕，而三千三百两的年薪，终究是太低了点儿。是县令尚未全力刮地皮，还是别有原因，今则不得而知矣。然而老实说出做官就是要赚钱，且报出一个准数，百年后思之，仍然令人感佩。

“天下第一”周沐润

周沐润，字文之，河南祥符人，自幼生长江苏，为道光十四年（1834年）乡试解元，年方二十四岁。道光十六年（1836年），与弟源绪同榜成进士，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特撰集句联，向周父道贺，云：“谢安子弟佳难得（白居易），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赞扬备至。

沐润旋发江苏为知县。不久，拜谒巡抚，林则徐对这位青年才俊印象甚佳，当面表扬：“足下元作（按，谓解元卷）大佳。”沐润毫不谦虚，说：“卑职元卷为天下第一，世所传诵。”则徐不介意他的狂傲，随又赞扬他当官称职，沐润仍不谦虚，说：“卑职政声，亦为天下第一，世所传诵。”则徐不禁呵呵一笑，略示不满，云：“元卷固然，政声未必遽尔。”

自则徐以下的历任江苏巡抚，或皆受不了沐润的才子气，都没有提拔他，以致十年间辗转数县，总不能升官。沐润则谓上官嫉妒贤能，愈益放浪形骸，甚至公然嫖妓，犯了当官的大忌。且尝撰联赠妓，留下笔墨证据。如赠名妓富金，云“我富才华卿富艳，兼金声价断金交”；此联与唐人罗隐的赠妓诗“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具有同等的牢骚，一致的幽默。

任长洲知县时，沐润与丁家巷的名妓褚如意往来密切，不避嫌疑，“屡乘舁张盖，呵殿往游”，也给她写过嵌名联，云：“尽道我不如归去，试问卿于意云何。”颇有一官何足道，“温柔不住住何乡”（龚自珍诗）之意。

终于，官场不再容忍沐润的荒唐行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苏籍御史曹楙坚上了一道参折，谓沐润身为地方官，常常借口“查夜”“乘便挟妓饮酒”，又将伶人林某收为跟班，大干例禁，亟应严惩。皇帝立派吏部侍郎福济与詹事府右庶子骆秉章驰往查办，经查属实。读了覆奏，宣宗大怒，云：“种种卑鄙，实属有玷官箴。着即革职，发往新疆效力。”

沐润遭此厄运，仍无悔意，充军途中赋诗云：“岂缘风月关防密，或者春秋责备严”，居然以贤者自居。然而，尚未到疆，宣宗即告驾崩，文宗登基，宣布大赦天下，沐润因此只受革职的处分，不用远戍新疆了。

咸丰三年（1853年），沐润官瘾发作，花了一万两银子，捐复原官，仍回江苏做知县。巡抚许乃钊接见他，说了几句安慰话：足下少年成名，受些磨折，本是好事，“亦天之所以玉汝于成也”。孰料沐润对曰：以前凭科举得官，没有花一分钱，这一回可是“黄金论斗，始复冠带”。意谓别说什么玉汝于成的套话，我能复职，靠的可不是天恩，而是真金白银。语毕，他还捧起双手，做了个斗量的手势。

此后，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早知沐润的狂名，一见面，即知其名不虚，为此特地在家书中以他为反面典型，告诫其弟，云：“吾兄弟于有才而无德者，亦当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江苏巡抚李鸿章，虽是沐润的上司，沐润却仗着自己与李父有同年之谊，称鸿章为“老世兄”；老世兄者，今语大侄子也。疏狂若是，宜其蹭蹬终身。

侗愿而坚邹汉勋

邹汉勋（1805—1854）是近代中国有名的学者，博学而能专精，在历史地理学（旧称舆地之学）的贡献尤其突出。当时有“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的乡谚，故王闿运为他作传，特别强调他“博学名湖南”。

身后，有人搜集他的著作，集为《学艺斋遗书》行世。学者谭献，读到这部遗书，认为汉勋的论文“朴僿而不冗，敦碻而不夸”，固然符合优秀汉学家的标准，但是，他从字里行间读到更丰富的内容，“颇疑其人侗愿而坚，非必柔厚之君子”。（按，孔子批评三种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所谓侗而不愿，就是不仅无知，还不老实。）谭献则感觉汉勋此人真诚而坚定，不像是常见的温柔敦厚的读书人，而另有一种豪侠之气。他眼光不错，看得很准。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邵阳出了一桩人命案，在某富户的山上发现一具无名男尸，挂在树上，似是自缢，身上却有伤痕。然而，县里派人做尸检，结论却是自杀，匆匆葬埋了事。这个人是汉勋的远房亲戚，与富户发生冲突，含冤而死。汉勋在乡，素不结交贵人，至此，凭着义愤，率族人赴县控诉。县里既将此案断为自杀，想必皆为富户买通，现在来个秀才，说要翻案，那怎么行？

县里的办法，自然是劝归，并指令富户酌情赔款，同时警告邹家人，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前所说，汉勋是“侗愿而坚”的人，只服一个理字，其他软硬一概不吃。于是，知县怒了，当堂以寻衅滋事（“事不干己，诈索扛讼”）、扰乱办公秩序（“哄闹官署”）的罪名，革掉他的秀才，关入监牢，拟重治之。

其时，新任宝庆知府黄文琛，访闻属县出了这么一件事，而系狱者是老朋友邓显鹤的学生，且系冤狱，务必出手干预。只是，初来乍到，尚不及观风问俗，更别说详剖案情，若在毫无确证的情况下命令知县放人，未免有枉法的嫌疑，一旦被抓住把柄，知县向省中告状，自己也不一定兜得住。

时届端午，黄文琛生出一计。他邀请所有府县官员及郡中耆老士人，来邵阳县共度佳节。受邀各官，包括邵阳知县，不疑有他，只认为新长官做亲民秀，乐得配合他演戏，纷纷到场。及至入席，发现上座一直空着，众人虽有疑惑，再想，可能有神秘贵宾，于是也能静候。黄文琛看都到齐了，袖出一份请柬，款署“文琛顿首”四字，故意教大家看见，然后招来下属，备好轿子，嘱咐他，不管邹先生在哪里，都务必请他移驾赏光。

狱卒哪能挡住直接来自知府大人的压力？结局可想而知，又是一段阶下囚一变而为座上客的“佳话”。只是，这不是演戏，这是真事。汉勋“哄闹官署”的时候，并不寄望于未来的偶然，他只知道族人不能白死，有冤即应伸张的必然。

两年后，他从军助守庐州，城破，放弃逃命的机会，披发执刃，痛饮狂骂，死于乱刀之下。

小庙拿神陆秉枢

北京前门外有座小庙，一向冷清，咸丰某年除日，住持和尚突然召人开了小型发布会，说，贫僧近日默察庙门前地势，看到地下似有火光，虽未知其详，但感觉必有吉象，请大家拭目以待。

次日元旦，清晨，围观群众发现，庙门前的地面竟然拱起来了，一时大哗。到了黄昏，不知何物，已经拱破地面。群众请教和尚，和尚说：“看上去是不是像佛祖头顶的螺髻？不过小僧不敢断言，还是继续观察吧。”

四五日后，越拱越高，终于成型，原来是一尊两米多高的佛像。佛像从土中升起，虽由泥塑，但仍应尊称为如来金身。自此，某庙的灵异传遍了京城，仕宦平民、各种善男信女，络绎前来，磕头上香，顶礼布施。

巡城御史陆秉枢听说这件“倾城聚观，举国若狂”的异事，当然要来看个究竟。不过，未到之先，他早有了主意。至寺，草草看了几眼泥佛，他就下令，将泥佛放倒，重责四十大板。带来的隶役，被眼前景象吓着了，闻命，迟迟不敢动手。秉枢怒，抢过板子，率先动手。和尚与信众，皆闭目合十念佛，不忍见陆大人遭到神谴。谁知一阵啪啪啪声之后，只见泥屑草根乱飞，并无其他异象。

秉枢稍息，又命从人取铁锹来，向地下略做挖掘，及至露出几茎豆芽，旋令停止，并当场逮捕住持和尚，带回衙门审讯。和尚见到豆芽，已知大事不好，临讯，不再耍滑，全盘交代。原来，发布会前，他已组织僧人偷偷埋了一座泥佛，而在佛像底下，则堆压数十斤黄豆，大量浇水，经过数日，黄豆不断发芽，逐渐将泥佛顶出地面，造成这道奇观。至于为啥要这么做，理由很简单，骗钱呗。

取得确供，秉枢命人抄录，贴谕全城，并罚住持和尚戴枷游街，配上庙门前逐渐茂盛的豆芽菜，给全体市民上了一堂生动的反迷信公开课，而“陆眉生小庙拿神”之谚，亦成当日佳话。

陆秉枢（1821—1862），字辰伯，号眉生，浙江桐乡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仕至都察院户科掌印给事中。他是咸丰年间风头很劲的御史，直谏敢言，不忝所职，同时，也是豪爽多情的诗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他北上参加会试，途经苏州，给夫人写家书，随信附了一柄团扇，题诗六首，其一云：“孤舟风雨自冲寒，听遍荒鸡翠被单，不是郎心爱离别，长安花要少年看。”此诗与常见那种不以功名为念，而以亲情为重，但是透着假惺惺的安慰体不一样，它直抒胸臆，不讳言利禄，不遮掩虚荣，实为名言“出名要趁早”的先声。

花国状元江若兰

位列三甲

同治十年（1871年）秋，有好事者，自称品花主人，综合各界意见，仿照科举程序，为长沙地区的风尘女子排了一个“花榜”，一甲三名，为状元江若兰、榜眼刘梅卿与探花张京玉。

若兰是江苏人。湘军战胜太平天国，士卒凯旋，除了满载的财宝，也带回不少东南女子，有花钱买的，更多则是抢来的，若兰就是其中的一位。被掳已属不幸，更不幸的是，强盗士兵糟蹋厌了，又将她转卖给一位姓江的商人。若兰遂从江姓，而本姓已不可考。然而被转卖仍不算最不幸的事，不久，江家败落，若兰无以聊生，只得来省城做了妓女。其时为同治九年（1870年），若兰二十二岁。而从业不到一年，竟被公推为“花国状元”，对此，似不能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只宜无语。

讲一个故事，看时人如何形容若兰的美丽。十年暮春某日，若兰与某公子游岳麓山，在三闾大夫祠设酒小憩。同行者湘潭尹某，是个“色友”（“工西人影相术”），为这对“香草美人，风流未坠”的小儿女拍了一张合影。若兰“倚栏远睇，公子凭肩而笑，作指示状”；这种造型，直至今天亦能见着，可证近百年来大众审美趣向仍不悬隔。

近代戏曲家杨恩寿十分欣赏照片中的若兰，竟说，哪怕是《柳如是小像》《陈圆圆册子》与《张忆娘（康熙时苏州名妓）簪花图》（真迹他都见过），三位画中人较诸江若兰，“犹觉有笔墨痕”。其时距摄影术传入中国未及三十年，设备与技术俱未普及，而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南已经有人将这种洋玩意儿运用于日常生活，略可见湘军崛起为本省带来经济文化科学方面的巨大影响。

世间美人，有只可静观而不能让她开口者，一说话，其美则减色，甚而荡然无存。若兰则否。风晨月夕，煮酒对客，若兰“语音轻脆”“骋其谈锋”，宾主竟能“终日不倦”。旧时嫖客固不避讳肉体享受，然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似稍胜于今人。凭了辩才无碍的特色，若兰大受追捧，“倾动一时，门盈车马”。

尝有进士出身的部吏（厅局级干部），回乡作乐，在若兰面前夸口，说科举如何难考，进士如何难得。若兰笑言，妾身卑贱，素不知科甲的尊贵，前一阵，蒙诸位老板瞧得起，给我定了花榜的状元，连带侍婢巧云，也列名三甲，享受“赐同进士出身”的待遇，声价倍增矣。

清代殿试录取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这位部吏为三甲进士，恰与若兰之婢同一等级，故若兰以此调他的口味。其时，江湖流传“替如夫人洗脚，赐同进士出身”之联，讥嘲曾国藩（也是三甲），正与若兰的隽语相映成趣。

状元“夫人”

有状元，则有状元夫人。顾名思义，状元夫人应是女人，而在清代，另有一类状元夫人，却是男人。

清代严禁命官宿妓，于是，为了遣忧泄欲，官们兴起了找相公的潮流——钻法律的空子，玩男人不算嫖娼。相公，或曰为“像姑”二字之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伪娘”。清代伪娘虽不能借选秀节目脱颖而出，而出人头地的首要选项同样是进入娱乐圈——那时节叫梨园。于是，与状元交好的男伶，称为状元夫人。

此外，还有一类男性状元夫人，则是名妓的相好。若兰是花榜状元，自然有状元夫人。她的“夫人”，是候补同知李生。李生的生平仕履不可考，然而，大致可以想象：李生出身富室，在所谓同光中兴的承平年代，虽未能报捷于科场，凭着家中有钱，亦能捐得一官半职，经吏部分配来湖南任职。然而，僧多粥少，他迟迟不能补得实缺，于是，淹留省城，“常作北里之游”。李生年少多金，是“合潘驴邓小闲而一者”，不仅江状元对他情有独属，“宠以专房”，各位混迹风月场的玩家亦不吝赞美，公认他为状元夫人。

而若兰毕竟不是从一而终的良家，除了李生，还有其他客人，亦须各设名分，于是，“视其资格，以判等差”，若兰除了夫人，还有若干“妾”“婢”，左拥右抱，好不得意。

同治十一年（1872年），江若兰移居湘潭。湘潭是湖南的物流与商业中心。两粤、滇、黔四省与本省西北地区的货物，都要经湘江、沅水运往中原与东南，以长沙的地理位置与行政级别，固应成为经济中心，然而，长沙港“不利泊船”，不得不将经济中心的地位让与航运便利的湘潭。于是，自明代以来，湘潭一城，“帆樯檥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成为“天下第一壮县”。既是一省的经济中心，可想而知，消费水平很高，花榜状元转会到湘潭，也就是一件自然的事。

不过，商业发达的地方，另有一种风险。在长沙，若兰妙言语，善调侃，以物件多为仕宦，好歹出身读书人，俱能体会她的好处，不会因言贾祸，而在湘潭，调笑的都是商人，情况就不一样了。

湘潭虽是湖南的商业中心，商人却多外籍。金融业掌握在山西人手中，奢侈品的老板多为安徽人，福建人做烟草，苏州人卖绸布，而数量最多、盈利最大的则是江西商人，临江药材年售至八百万两，建昌锡店与吉安钱店开遍全城，如油货店、广货店与杂货店，如铜铅蜡丝，如食盐批发，也都由江西人垄断。当时江西人在湖南做生意，很有反客为主的派头，绝无受民谣所谓“江西老表靠边站”的窝囊气。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江西商人嫌湘潭人笑话他们的口音，竟设计围杀数十土著，酿成近代著名的土客仇杀案，于此可见一斑。

无妄之灾

若兰再要照例占江西商人的口头便宜，可就惹了麻烦。她说了那些话，怎么惹得麻烦，已不可考，所知是肯定惹恼了某位江西巨贾。当然，那会儿终究是法治社会，老板本人对她无可如何，要报复，得另想辙。

时任湘潭典史聂任骙（可以拟为今天的县公安局长），严格执法，不畏豪强，曾以县中某巨室的管家冲撞他的仪仗，立即拿下，当街脱了裤子打屁股。能称巨室者，至少是省部级官员的家，任骙小小科级干部，也敢得罪他们，自此，他“以风厉名”。于是，江西老板心生一计，要借任骙之手报复若兰。

某日，老板请任骙喝酒，聊着聊着谈到“城中名媛”，乃说江若兰太嚣张，不把谁放在眼里，必是进贡了银子，请老聂做的庇护伞。任骙连连摇手，说，你扯淡，绝无此事。老板开始激将，问，你要不是幕后黑手，她这么高调，那你敢教训她吗？任骙说，屁话，这有什么不敢的。老板咄咄逼人，说，自省长（“中丞”）以下，大官豪绅，没有不认得她的，你个小小科员，也敢动她？任骙酒劲上来，奋然曰：“她岂是那谁谁家能比的，那家我都修理了，何况她！”说完，砸了酒杯，即去江寓传了若兰，锁到大街上，当众抽了二十鞭。

被地方治安官借口惩罚，再有官场的朋友，人家也不会出头为她讨回公道。不论如何风光，青楼毕竟是贱业，不论如何欣赏，仕宦总要避嫌疑。若兰受了无妄之灾，却没人为她出头，不由得“明光顿减”“兴致亦阑”，竟放言去做尼姑，“以忏绮语”。

在鲁莽典史没出现之前，若兰是妓，却不是一般的妓，她的门庭声气，能够误导不少人，或以为她受了高官的庇护，或认她为社交的枢纽，情色以外，总想从她这儿寻找额外的实惠，而一旦受辱于小吏，曾抱幻想的恩客们恍然大悟，若兰再是状元，也不过一妓而已，前此过分殷勤，未免荒唐了点儿。而最先明白这个转机的意义的，当然是若兰，局面既已丕变，再要从容谈宴，调度裙下诸臣，势不可得，最上策，也应暂时敛迹江湖，静以待变，所以她才传话出去，“欲改缁服，见比丘身”。

当时记者对此颇能烛照，评曰：“姬果具莲花根蒂耶，或亦参口头禅耶？姑俟其究竟。”——若兰是真要洗尽铅华，回头是岸呢，还是只不过口是心非，仍将重操旧业？咱们等着瞧吧。遗憾的是，这位记者——戏曲家兼欢场达人杨恩寿，并未续录事态的更新发展，结局只能请读者去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