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看过两次英超比赛的现场，两次都有阿森纳队。一次是在2002年，一家赌博公司邀请，去伯明翰看莱德杯高尔夫球赛，中间有一天，从伯明翰开车去利兹，看利兹对阿森纳的比赛。下午的阳光从云层中透过来，三五成群的球迷慢慢向埃兰路球场聚拢。赌博公司的经理，向我们介绍在球场门口如何投注，花两镑买一张彩票预测一下比分，他当时雄心勃勃，以为不久就能在北京工体门口也开这样一个足球投注点。第二次是去老特拉福德，曼联的赞助商宇舶表邀请，除了记者，还有几位花大价钱买了手表的VIP客户，在包厢里吃饭，有签名球衣相送，有曼联名宿作陪，那场比赛，温格先生被罚上了观众席，他在观众席上向裁判摊开双手的形象广为传播，身后的曼联球迷发出阵阵嘘声，后来那张照片被人P了一次，温格身后曼联球迷的人头都被狗头替代，也就是所谓“曼狗”。我当时就在教授身后，觉得他的样子好帅。
回想这两场比赛，我好像更喜欢在埃兰路看的那场球。因为球迷氛围更好，中场休息的时候，看台走道上的球迷都手捧一杯啤酒，厕所里也弥漫着啤酒味儿，小便池是金属制造，直接镶嵌在墙里，似乎是怕愤怒的球迷将小便池拆下来。利兹大比分失利，主场球迷对裁判和客队表现出更大的愤怒。也就是说，那场球有一种略为粗野的危险气息，相比之下，曼联的那一场有点儿温文尔雅。
尼克·霍恩比在《极度狂热》一书中说，一场好的比赛，要让你沉醉、难忘，应该具备七种特征。一是进球越多越好；二是裁判糟糕的判罚，你支持的球队是受害者，但还不至于因此而丢掉比赛，义愤填膺是看球的重要情感体验；三是喧闹的观众；四是下雨湿滑的场地；五是对方罚丢了点球；六是对方队员吃了红牌，下半场胶着之时对方吃到红牌是最好的；七是某种“不道德事件”，足球机构和记者总会呼吁球队将注意力放在比赛上，但球迷没必要听从道德训诫，场上不出现点儿幺蛾子，一场球就显得过于平淡。
霍恩比这个说法，值得再琢磨一下。第一条，进球，可以算是对足球技战术的要求。第二条，要有骂裁判的机会，比赛中要有“错误”判罚，球迷们要感受到不公，要因此发泄。第三条，观众要足够闹腾，死忠球迷的chant始终在上空回荡，球员在场上的动作能得到观众的回应，这才是好的舞台效果。第四条，特殊天气会带来独特的视觉体验，英国的雨雪天气多，要求队员更拼命，这也算是一种比赛态度。第五条，对方罚丢点球，在球场中除了胜利的喜悦，还需有幸灾乐祸来助兴，幸灾乐祸是一种有益健康的情绪。第六条，对方球员在下半场胶着时被罚下，这是一种“天助我也”的感受；第七条，场上球员吵架、打架，观众在外围大声叫骂，这就是赤裸裸的攻击性。七条中，有四条完全是情绪化——痛斥裁判不公、幸灾乐祸、天助我也的自信、仇视与攻击性。有两条也偏重情绪——观众要看得投入，要闹腾，雨雪天气让球赛在审美上更具吸引力。
霍恩比对好比赛七要素的总结，是他在记述阿森纳和诺维奇的一场比赛中写到的。那场比赛1989年11月4日在海布里进行，阿森纳以4:3获胜。《极度狂热》这本书就是霍恩比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看球笔记。那是“英超”之前的事情。霍恩比当时住在伦敦郊外，他的主队是阿森纳。不过他很快就接受到了“球迷归属地”的教育。霍恩比住的地方叫梅登赫德，雷丁队是离他最近的俱乐部，球队主场榆树公园离他家八英里，海布里离他家有三十英里。1972年足总杯第四轮，雷丁主场对阿森纳，霍恩比想，去雷丁买一张票比跑到北伦敦容易，他买了票，在开赛前九十分钟就进场，结果碰到雷丁球迷一家人，他们戴着蓝白横条的围巾，和霍恩比聊了起来。雷丁球迷说话有口音，也不愿意像伦敦人那样说话，霍恩比跟他们说话，也装出工人阶级腔调。雷丁球迷问他，你住哪里啊？霍恩比回答，住在梅登赫德。雷丁球迷说，你住的地方离雷丁只有四英里啊，你不应该支持阿森纳，你应该支持你当地的球队。霍恩比说，我住的地方离雷丁有十英里。他要用距离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是雷丁球迷，但这个解释说不通。他说，这是我青少年时代最丢脸的时刻，我希望阿森纳为我复仇，击败这支三流球队，把这些自命不凡、愚蠢乏味的球迷打成一堆烂酱。
英格兰足球文化——文化这个词用在这里非常别扭——姑且这么用着吧，其根基就是互相仇视。利物浦球迷从小就会被教育仇视曼联和埃弗顿，桑德兰球迷要恨纽卡斯尔，热刺要恨阿森纳，这里面有历史原因，比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一百多年前的利益之争。但我总觉得，相互仇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球迷需要无理由的、作为文化传统的相互仇视。霍恩比在书中写到，有一次阿森纳迎战曼联，背后有个球迷总是对着因斯学猴子叫，霍恩比回头看，发现那是个盲人球迷。一个盲人球迷为什么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对种族主义说不，这是个持续几十年的话题了。然而，对种族歧视的反击也可以演变成另一种仇视，2012年2月，曼联主场对阵利物浦的那场比赛，解禁之后的苏亚雷斯拒绝跟埃弗拉握手，曼联获胜之后，埃弗拉全场飞奔庆祝，跑到苏亚雷斯面前又蹦又跳。一年后，曼联获得二十冠，埃弗拉庆祝之时拿起一支手臂模型，嘲笑苏亚雷斯的“咬人”，仇视——报复性的庆祝——嘲笑式的庆祝，这个梁子持续两年，也就变成了“双红会”中的典故。
英超的全球转播，会让全世界的球迷看到每一轮比赛的每一场球。2020年6月，英超“重启”之后的第一场球，谢菲联客场对阿斯顿维拉，鹰眼系统居然漏掉了一个进球，门线附近的七个摄像头都被球员给挡住了，球迷们可以从gif图看到，可以从几十秒的短视频中看到。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再看霍恩比的这本书，免不了会有点儿不满足，他说的那些球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对那些比赛，我们并没有共同记忆。然而，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也在于霍恩比写的是他的个人记忆，离婚的父亲带着他去海布里，小孩子在球场上找到归属感，上大学的霍恩比成为剑桥联队的球迷，他不得不学会降低自己对球队的要求，不再求胜，希望能有一个进球，而后又要接受残酷的连续失败——接连有三十场比赛不能获胜。足球与女友的关系——为什么同年龄的女孩就比男孩显得要丰富一些呢？不是球迷的人，总觉得要从足球中获得某种提升——比如足球促进了亲子关系，比如从足球中悟出了什么人生道理，可球迷都知道，足球就是足球，看球就是情绪化的、粗野的、带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带着攻击性，球迷去看球，可不是为了去净化，甚至也不是为了去宣泄，那就是度过星期六下午的一种方式，或者阳光明媚，或者阴雨绵绵，大家聚在一起，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仇视、粗粝、天不遂人愿、不公，还有狂喜。
足球读物向来是英国书店中一个专门区域，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球星自传，球迷渴望谈论比赛，也愿意看到球星的故事。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结束的时候，亨特·戴维斯给英格兰队写了本书，那时候的球星还没经纪人，随便写一个授权书，同意接受采访并由戴维斯写书，戴维斯采访了十九个人，稿费自己拿一半，另一半分给那十九人，每个队员最终到手一百镑。当时，球员平均周薪是二百英镑。到2006年的某一天，戴维斯接到电话，出版商问他是否有兴趣给鲁尼写本传记，鲁尼刚满二十岁，就签约出版五卷本的传记，从中拿到五百万英镑收入，莫扎特和达·芬奇在二十岁的时候也没做到这一点。霍恩比在书中写到了1970年世界杯上的巴西队，也写到了1968年曼联首次获得欧洲冠军杯。1968年，有一位叫阿瑟·霍普克拉夫特的记者写了本书叫《足球人》，而后他进入电视行当，一直做编剧，他把《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改编成电视剧。2011年，英格兰足球名记西蒙·库珀出了本书，也叫《足球人》，他说他十六岁开始写足球，给地方报纸写了篇古力特的特写，后来再也没兴趣写球星专访了。他说，我得忍受那些经纪人推三阻四，好不容易约上一个球星，他坐在你面前也说不出什么来。有关足球，温格或许能说出一些让你受益的东西，但一个球星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也只有西蒙·库珀这样的记者，能把一场新闻发布会写出花样来，比如鲁尼曾经和埃弗顿队的主教练莫耶斯一起参加赛前新闻发布会，他打开桌上的一瓶矿泉水喝，莫耶斯提醒他，“用杯子喝”，鲁尼看了他一眼，接着用瓶子喝水，据说这就是鲁尼离开埃弗顿的前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霍恩比的这本《极度狂热》，看到一个作家讲述他的足球故事。当他说到海布里的时候，那就是提到一个圣殿。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海布里的谢幕，看到过酋长球场的启用，看到过阿森纳的不败纪录，也看到过这个不败纪录如何被曼联终结。这都是英超时代的事，霍恩比所讲述的是英超前史，但也由此让我们看到足球的传承，作为一种生活，足球在英格兰得到了最深入人心、最丰富，同时也是最商业的展现。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