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蕉皮上学日语
那是1961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二年级时的春季学期。当我希望上点西洋文化之外的课程时，恰好开设了一门“日本文学入门”课。
在那门课的课堂上，虽然被要求从《古事记》读起，读《伊势物语》、《源氏物语》、《平家物语》、《敦煌》、《心中天网岛》，一直读到夏目漱石的《心》，但因为是面向美国学生开设的课程，所以文本全部是英译。
任课老师是因《心》的精彩翻译而声名鹊起的埃德温·麦克莱伦（Edwin McClellan）教授，老师的授课令我印象深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生们阅读的都是英译本，麦克莱伦先生却必定会带上日文原著，在课上给我们就原著做各种讲解。他授课的激情简直让我们学生感觉，若能用日语读那些书，不知将会比读英译本有趣多少。
麦克莱伦先生的课有趣极了，所以我在那年夏天买来日语书，利用打工间隙开始自学起来。我打的那份工是售卖冰激凌，就是将冰激凌堆进小型卡车里走街串巷，来到孩子多的街道，便叮铃铃地响铃，然后将卡车停在路旁，售卖各式各样的冰激凌。
价格最贵的香蕉船冰激凌球，是一种将香蕉的皮剥掉，竖着切成两半，做成带孔托盘，中间摆上三个滚成圆形的冰激凌球，再浇上巧克力酱或发泡奶油吃的甜点。
制作香蕉船冰激凌球，必须要在卡车中提前装上许多香蕉，而那些香蕉居然在我的日语学习上立下汗马功劳。我用圆珠笔在香蕉皮上书写，练习汉字。一种无以名状的手感使我得以下笔流畅，并很快记住。我想我一定要向读者朋友们推荐这个方法。
一日，雇主过来视察我的工作，他疑惑不解地看着写满汉字的香蕉皮，问：“那是什么？”我敷衍道：“啊，那个啊，是中国产的香蕉。”他应了句：“哦，是吗？”便不加在意地回去了。
不敢说是否要归功于香蕉皮，但我感觉日语学习进展得很有趣。于是新学期伊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专攻日本文学。然而等我开始学习日语并在五六年之后吃尽苦头、却总算能读文学时，我已升入研究生院。换句话说，我陷入了日语学习的泥沼。
麦克莱伦先生的专业是明治文学，所以我也自然以明治为中心进行文学研究。先生不只翻译了《心》，还将漱石的《道草》、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等作品译成英文，所以我深以为日本文学教授都做翻译，于是自己也开始着手翻译。
后来我发现也有的教授不做翻译，却为时已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爱上了翻译，搞不懂不想做翻译的人的想法了。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国木田独步，所以我最初做的翻译便是独步的几个短篇，那之后是漱石的《三四郎》。不算1977年译的野坂昭如的《美国羊栖菜》，我接下来的译作是1988年漱石的《坑夫》英译。
回头看看，我翻译的几乎全是“死人”的作品，虽然翻译之外也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可是就连终于在2011年由世织书房出版的拙著《风俗坏乱——明治国家与文艺审查》，做的也是明治时期的作家们、亦即“死人”们的作品研究。
1989年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Alfred Birnbaum）先生译、村上春树著的《寻羊冒险记》在美国成为热门话题，所以我再怎么一头扎进明治时代里，也开始隐约注意到有位名叫村上春树的作家存在。
虽然我看见东京书店正面柜台上摆满他的书，但我认为写那种畅销书的人十有八九是某类大众作家。我认定里面写的必然是醉醺醺的少男少女不管不顾地睡觉之类的荒唐故事，所以几乎提不起阅读的兴趣。
然而《寻羊冒险记》英文版刊发数月之前，一家名叫经典（Vintage）的美国出版社拜托我读一下村上春树的一部长篇，看是否值得译成英文。虽然英译本已在进行探讨，但据说还需要关于原著的意见。
阅读村上令我魂不守舍
了解世人都在读些什么烂作品也没坏处吧——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接受下来，完全没抱任何期待。然而当从出版社拿到文库本试读时，却令我魂不守舍。那本书就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由于我常年专注于被压抑的灰色现实主义研究，所以无法相信居然存在如此富于大胆奔放想象力的日本作家。小说临近结尾处，独角兽头骨发散到大气中的梦的色彩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这般难舍村上春树的世界，竟至为合上最后一页惋惜不已。
我给前来征求我对这本小说意见的经典出版社写了意见并寄出：“这本书无论如何都值得翻译。如果正在探讨的译稿不能尽如人意，务请让我来做。”然而我的意见完全遭到了经典出版社的无视。他们既定不会出版，自然也未交给我来翻译。
两年之后，讲谈社国际部刊发了伯恩鲍姆先生妙笔生花的英译本《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那时候，美国和英国已经因《寻羊冒险记》掀起村上春树的微热潮。
或许因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带给我的震撼太大，我读了所有能够弄到手的村上作品，还把它们带入了课堂。我尤其中意短篇小说。
我彻底被村上作品迷住了，仿佛它们是专门为我而写。我满意村上幽默的品位，喜欢不依靠时间经过与记忆的主题写作方式。
他的故事中，有许多我十几岁时钟爱的爵士电影配乐登场。我佩服他让读者感觉从主人公的头脑中看见世界的力量。总之，与其说我作为专业学者，不如说我作为个人、作为一名普通粉丝，迷上了村上的作品。
于是我从大学的图书馆里找来日本文艺家协会发行的《文艺年鉴》，查到村上的住址，给他写信。
“你的作品中有我无论如何都希望翻译的东西，作品一览表中的任何一篇都可以，您能否允许我将它们译成英文呢？”
令我欣喜的是，不久之后我从村上经纪人处收到回信说欢迎我的提议，于是我将最喜欢的两篇作品《再袭面包店》和《象的消失》的译文寄给了那位经纪人。
几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早上，我正在书房里摆弄电脑，电话响了。拿起听筒，竟然有个从未听过的、极其莫名其妙、仿佛绞杀一只鸡一样的声音响个不停。
我想，没必要回复这么奇怪的声音，便“咔嚓”一声挂断电话，谁想电话又随即响起。我战战兢兢地拿起听筒，听不到刚才那个奇怪的声音了，所以我试着说了声“Hello”，于是传来一个浑厚友好的男性声音，而且还是日语：“我是村上春树，请问能否允许我将前几天收到的《再袭面包店》和《象的消失》的英语译文刊登到《花花公子》（Play Boy）上？”
虽然我对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的所谓“哲学”稍感疑惑，却毫不犹豫地扑向这个在拥有众多读者的杂志上发表的绝佳机会。说来，或许因为身为学者，我发表的论文的读者还不足十人吧？
想来，那日的电话有诸多让我吃惊之处。
首先是村上春树亲自给我打来一事。说来，夏目漱石可是一次都没给我打过电话呢……
其次就是作者村上春树对我的翻译感到满意。
再就是刊登在《花花公子》上一事。
最后的一惊是，电话里那个绞杀鸡一样的声音竟然是一种叫做“传真”的最新技术发出来的信号。
好像村上十分腼腆，他似乎希望尽量不要和陌生人直接通电话。然而好像因为我的技术落后，他不得已给我打了过来。插句题外话，我第二天便买来传真机。如今传真已是有点古董的技术了，所以我想读者们也可以明白这段事有多久远了。
如再要举出一件吃惊之事，那就是村上说，他并非是从东京，而是从纽约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打来的电话。1991年春天，我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哈佛大学任教，住在波士顿附近一个叫做布鲁克莱恩的镇上，和村上所在的普林斯顿相隔车程4小时左右的距离。
或许是因为那样近的距离感吧，村上和我的第一次见面不久就实现了。我的人生从那之后完全改头换面，朝着以村上作品为中心的无法料想的方向发展下去。